第三章 张景造土牛碑（1/2）

——太学影响行政的微观实证

在汉代太学与治国实践的关联中，宏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往往需要具体的行政案例作为注脚。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的**《张景造土牛碑》** （又称《张景碑》），便是一方镌刻在石头上的“行政档案”——它以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为场景，记录了地方官吏为简化“造土牛”礼仪流程而上书申请、朝廷批准的全过程。这方看似寻常的地方行政碑刻，于1958年在河南南阳出土，现藏于南阳市博物馆，碑高1.25米，宽0.54米，碑文共12行，每行23至25字不等，虽部分字迹因年代久远略有漫漶，但核心内容清晰可辨。正是这方保存相对完整的碑刻，为我们留存了汉代基层行政运作的鲜活细节，其中暗藏着太学教育理念向基层行政渗透的痕迹：碑文中体现的“循规省费”行政逻辑、对朝廷典制的精准援引，以及文书书写中的经学化表达，皆可追溯至太学所传递的“规矩意识”，成为太学教育影响地方行政的微观实证。

一、碑刻背后的行政场景：从“土牛礼仪”看汉代行政的“规矩依赖”

要理解《张景碑》与太学的关联，首先需理清碑文中记录的核心事件——“造土牛”的行政语境。“土牛”并非普通农具，而是汉代“迎春”礼仪中的核心道具。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每年立春前一日，京城及各郡国需“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通过祭祀土牛象征春耕开启，既顺应“劝农”的治国理念，也符合儒家“顺天时、重农本”的礼制思想。这一礼仪自西汉中后期逐渐制度化，到东汉已成为地方行政的固定职责，甚至被纳入《汉官仪》等行政典籍，明确规定“郡国立春，下宽大书，命郡国曰：‘盛德在木，施惠布德，行庆施惠，下及兆民’”，而造土牛正是“施惠布德”的具象化仪式。

但在南阳郡宛县，这一“法定礼仪”却给地方带来了实际负担。南阳郡作为东汉的“帝乡”，自光武中兴后便备受重视，宛县更是郡治所在，人口密集，行政事务繁杂。碑文中提到，此前宛县“岁以正月朔旦，造土牛，耕人、犁、具，各一式”，不仅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集工匠，立作部”——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宛县当时工匠群体以“冶铸、土木”为主，造土牛需抽调专门的土木工匠，导致其他工程延误；还需“吏常居部，躬亲督作”，时任宛县功曹史的张景，其职责本是“主选署功劳”，却因督造土牛“坐起剧”，连日常的官吏考核、功劳登记等本职工作都难以兼顾，最终导致“吏正患苦”。据《汉官仪》记载，东汉县功曹史需“通一经、能为文”，宛县作为南阳郡治，其功曹史选拔更严，张景能以后续上书中“仪程”“劝农”等经学化表达撰写文书，且精准援引《汉仪》中“造土牛属县功曹督造”的细则，侧面说明其大概率接受过郡国学的经学教育（郡国学教学内容由太学博士制定），其行政思维中的“规矩意识”，正是太学教育通过郡国学向基层吏员渗透的直接体现。 这种“礼仪负担”并非个例，《后汉书·循吏列传》中就记载，章帝时期许多地方官“以礼仪烦苛，乞省仪式”，可见“循礼”与“行政效率”的矛盾在基层普遍存在。

正是看到这一矛盾，张景遂向南阳太守上书，提出“愿以家钱，义取直，以作土牛、耕人、犁、具，永为仪程”：由他私人出资承办造土牛的事宜，这里的“家钱”并非普通俸禄，结合汉代南阳郡“富商大贾”云集的背景（《史记·货殖列传》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张景家族或为当地有一定资产的吏商结合之家，有能力承担造土牛的成本；其条件是朝廷免除其家族“造土牛”相关的徭役，汉代徭役包括“正卒、戍卒、更卒”，“造土牛”属“更卒”中“给官府服杂役”的范畴，豁免后可减轻家族的劳役压力，且此后宛县的土牛礼仪皆按此“私办官认”的模式执行。碑文中“吏常居部，躬亲督作，坐起剧”的旧制，不仅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更因“集工匠、备物料”耗费公帑——汉代郡县级财政中“礼仪用度”有固定额度，造土牛的额外耗费可能挤占“劝农贷种”“赈灾”等民生开支。张景“以家钱私办”的方案，既符合太学所传“节用”理念（《论语·学而》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也与章帝时期“轻徭薄赋”的国策呼应（章帝建初元年曾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人”）。这种“省公帑而顺国策”的考量，正是太学“经义与实务结合”教育理念在基层行政中的具体实践。 南阳太守将此事“奏闻”朝廷后，得到“诏书听许”，并下令“遣景作治，毕成，言大守府”，待张景完成造土牛事宜后，需向太守府报备验收，验收合格后再“刻石立碑，令后子孙奉遵”，形成完整的行政闭环。

从事件本身看，这是一次地方行政的“微创新”——通过“私人出资换徭役豁免”的方式，既遵守了朝廷“迎春造土牛”的礼制规矩，又解决了地方行政的实际困境。但深究其背后的逻辑，却能看到汉代行政对“规矩”的深度依赖：张景的上书并非“废除旧制”，而是“优化流程”，核心是在不违背朝廷典制中“迎春劝农”核心要求的前提下，调整“造土牛”的资金与人力来源；南阳太守处理此事时，既未因张景“私人出资”而擅自决断（避免被指责“私受请托”），也未因事小而搁置不理（避免被诟病“怠于行政”），而是严格遵循“地方奏请—朝廷批准—刻石立制”的程序，将“临时解决方案”转化为“永久仪程”，这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太守掌治其郡，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为郡守，尉为都尉。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的权责设定完全契合，太守作为郡级最高行政长官，无擅自变更朝廷典制的权力，必须“奏闻”朝廷；最终的碑刻更是将“规矩”具象化——汉代碑刻多选用青石，质地坚硬，可保存数百年，以石头的永恒性保证行政流程的稳定性，避免后续官吏因“不知情”或“图便利”而“随意变更”。这种“以规立事、以制固事”的行政思维，恰与太学所传递的“制度至上”理念形成呼应，太学博士在讲授《春秋公羊传》时，常以“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登降损益，贵贱杀生，与夺之度，宜以制乐者”（《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强调制度的权威性，而这种理念正是通过太学弟子入仕后，逐渐渗透到基层行政中。

二、碑文中的“经学底色”：太学教育的行政表达

《张景碑》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件地方行政琐事，更在于其文字书写中渗透的“经学化”表达——这种表达习惯的形成，与太学对官吏群体的教育塑造密不可分。汉代自武帝设立太学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即便是地方基层官吏，也多通过“郡国学”“私学”等渠道接受经学教育，而郡国学的教学内容与太学一脉相承，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郡国置文学官，自武帝始，至昭帝时益广，至宣帝时，博士弟子员至千余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这些“五经百石卒史”多为太学弟子出身，负责郡国学的教学，使得基层官吏的经学素养得到系统性提升，其行政文书自然带上了经学的话语特征。

从碑文中的措辞来看，处处可见对儒家经典与朝廷典制的呼应。例如，张景上书中的核心诉求是“永为仪程”，“仪程”一词源自儒家“礼仪程式”的概念，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中“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的“纪程”思想，郑玄为《礼记》作注时特意解释“纪，犹法也；程，犹式也”，强调行政需遵循固定的礼仪规范，这与太学中《礼记》的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太学博士传授《礼记》时，尤为重视“辨名分、定仪则”，如博士戴圣在讲授《礼记·曲礼》时，会结合汉代行政实际，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解读为“官吏需以礼自律，行政需以仪为据”，要求弟子理解“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将“礼仪”转化为行政中的“规矩”。张景在申请中不用“常例”“旧规”等通俗说法，而选用“仪程”这一带有经学色彩的词汇，正是太学教育影响下的话语自觉，这种自觉不仅能让南阳太守快速理解其诉求的“合规性”，也能在朝廷审批时，让熟悉经学话语的官员认可其“遵循典制”的态度。

再看碑文中对“劝农”理念的诠释。造土牛的核心目的是“以示兆民，劝耕桑也”，这一逻辑源自儒家“重农本”的思想。《论语·学而》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梁惠王上》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均是太学经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太学博士在讲授《论语》《孟子》时，会结合汉代“休养生息”的国策，将“重农”从道德理念转化为行政责任，如博士辕固生在讲授《诗经·七月》时，就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为例，说明“劝农”不仅是口号，更是保障民生的关键。碑文中特意强调“造土牛，以劝农功”，并非简单重复礼仪流程，而是在向朝廷表明：此举既符合儒家经典义理，又契合国家“劝农”的行政导向——汉代自文帝起便“亲耕籍田，以劝百姓”（《汉书·文帝纪》），“劝农”已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准，张景的表述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以“劝农”为切入点，让私人出资的行为获得“为国分忧”的正当性，这种将地方事务与国家典制、儒家经典相绑定的论证方式，正是太学培养的“经义行政”能力的直接体现。

此外，碑文中的“文书格式”也遵循了太学所传授的“公文规范”。汉代太学在教学中，除了传授经学典籍，还会教授“文书写作”，即《后汉书·百官志》中提到的“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举茂才、孝廉”。这里的“文书写作”不仅包括文字书写，还包括公文的体例、措辞、逻辑结构。太学中设有专门的“书学”博士，负责教授弟子“奏、议、表、章”等公文体裁，其中“奏记”是地方官吏向郡级长官上书的常用体裁，其体例要求“首陈其事，中述其由，末请其批”。《张景碑》的行文结构完全符合这一规范：开篇“府告宛：男张景，以家钱义取土牛，耕人、犁、具，永为仪程”，先陈述事件主体与核心诉求；中间“前已作土牛，吏正患苦，坐起剧，愿以家钱造作，以劝农功”，阐述上书的原因（旧制之弊）与目的（劝农）；结尾“乞蒙陛下天恩，赐许”，请求朝廷批准，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这种严谨的文书逻辑，若非受太学式的规范教育，仅凭地方官吏的经验积累难以形成——毕竟在太学中，博士会以《尚书》中的“典、谟、训、诰”为范本，讲解公文的“言必有据、逻辑闭环”，如《尚书·尧典》中“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张可乎？’”，以“提问—回答—评价”的逻辑展开，这种对话式的逻辑结构被太学博士转化为公文的“陈事—献策—请批”结构，而《张景碑》的行文，正是这种教学成果在地方行政中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