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秋决狱（2/2）

三、“德主刑辅”：经学对司法政策的价值重塑

春秋决狱的深层意义，在于以太学所传经学的“德主刑辅”思想，重塑汉代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将教育中的“教化规矩”转化为治理中的“恤刑规矩”。太学的经学教育，始终强调“为政以德”的理念，认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在于道德教化，而非严刑峻法。太学博士在讲授《论语》时，会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与《尚书·大禹谟》“刑期于无刑”的思想结合，向太学生传递“刑罚只是辅助手段，教化才是根本目的”的观念。《论语·为政》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通过太学的教学活动传递给每一位经生，而春秋决狱则将这一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司法实践——它要求司法官吏在判案时，不仅要考虑法律条文，更要兼顾道德教化，通过“原心定罪”的方式，区分善恶、体恤民情，实现“刑罚得中”的治理目标。汉章帝时期，“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其中专门讨论了“德刑关系”，其核心观点被系统整理为《白虎通义》，“五刑”“教化”等篇进一步将“德主刑辅”确立为国家司法的指导原则，明确提出“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佐德助治，顺天之度也”，既使经学对司法政策的影响从实践层面延伸至官方典籍层面，也强化了“德主刑辅”在国家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结论的形成，与太学博士长期的经学讲授及春秋决狱的实践经验密不可分。

这种“德主刑辅”的价值重塑，在对待弱势群体的案件处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汉代常有“子为父报仇”的案件，按照律法，杀人者当死，但从经学义理来看，“父为子天”，儿子为父报仇是“孝”的体现，符合儒家的伦理准则。太学在讲授《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时，会结合历史上的复仇案例，如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阐释“孝”作为儒家核心伦理的重要性，这种教学内容使得太学生形成了“复仇合礼”的认知。在春秋决狱的实践中，司法官吏往往会对这类案件从轻论处，甚至赦免其罪。《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酒泉女子赵娥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主动到官府自首，县令“欲解印绶去官，以全娥命”，最终朝廷“赦其罪，刊石立碑，显其门闾”。这一案例虽未直接引用《春秋》义理，但本质上遵循了春秋决狱的规矩——以“孝”的道德准则为核心，优先考虑行为背后的伦理动机，而非单纯依据律法条文定罪。类似的案例还有东汉的郅恽，他为友人报仇后“自系狱”，太守“甚贤之，不忍加诛”（《后汉书·郅恽传》），这些案例的处理方式，正是太学经学教育中“孝悌为本”思想在司法政策中的落地，它使得司法不再是冰冷的刑罚工具，而是兼具教化功能的治理手段，体现了“德主刑辅”的价值导向。

此外，春秋决狱还通过对“亲亲”“尊尊”等经学原则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伦理秩序，使得司法政策与太学教育中的“等级规矩”“伦理规矩”相呼应。“亲亲”强调亲属之间的相互关爱与隐瞒，《春秋》中有“为亲者讳”的原则，即对于亲属的过错应予以隐瞒，而非揭发。太学博士在讲解《春秋·闵公元年》“齐人救邢”时，会分析《公羊传》中“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论述，让太学生理解“讳”的本质是维护亲属伦理与社会等级。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转化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正式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这一诏令的颁布，标志着春秋决狱中的“亲亲”原则被正式纳入国家法律制度，而这一原则的源头，正是太学中讲授的《春秋》义理。太学生在学习《春秋》时，通过对“鲁隐公不书即位”（《春秋》因隐公为桓公摄政，为亲者讳，故不书“即位”）、“齐桓公用管仲”（《春秋》为贤者讳，故不书管仲曾射桓公之事）等案例的解读，早已理解“亲亲”“尊尊”的伦理内涵，当他们成为官吏后，自然会推动这些原则在司法政策中的落实，使得经学的伦理规矩与国家的法律制度融为一体。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曾上奏“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汉书·贡禹传》），其中便提到“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其依据正是《春秋》“尊尊”原则，认为近臣应以身作则，维护等级秩序，这一建议被元帝采纳，进一步说明经学原则对司法及行政政策的双重影响。

四、规矩的延伸：春秋决狱对汉代行政政策的间接影响

春秋决狱不仅重塑了汉代的司法政策，其蕴含的经学规矩还通过司法实践，间接影响了汉代的行政政策，使得太学的教育规矩进一步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汉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与太学教育紧密相连，太学生通过考试可直接入仕，如“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汉书·儒林传》），而这些经生出身的官吏，在处理行政事务时，往往会以春秋决狱的“以经决事”逻辑为参照，将经学义理应用于行政决策中，形成“以经行政”的治理特色。这种治理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经义至上”思维，也得益于汉代统治者对经学的推崇——从汉武帝到汉章帝，多位君主亲自参与经学讨论，如甘露石渠会议、白虎观会议等，使得经学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

例如，在地方治理中，经生出身的官吏常常以《春秋》中的“仁政”思想为指导，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太学在讲授《春秋·桓公元年》“无冰”时，会引用《公羊传》“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遂者何？生事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的解读，引申出“君主应体恤民情，不随意兴役”的观点，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经生出身的地方官吏。《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任延为九真太守时，当地百姓“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任延便“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使得“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任延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正是基于《春秋》中“民为邦本”的义理——《春秋》强调君主应“保民而王”，而地方官吏作为君主的代理人，自然有责任保障百姓的生计。此外，任延还“始教耕犁，其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后汉书·循吏列传》），这些举措同样以《春秋》“礼义教化”思想为依据，与春秋决狱“以德化人”的逻辑一脉相承。这种行政决策的逻辑，与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的逻辑一脉相承，都是以经学义理为核心准则，而非单纯追求政绩或遵循行政条文。

在灾害救济政策中，经学义理的影响同样显着。汉代统治者认为，灾害的发生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是君主失德、政策失当的警示，这一观点源自《春秋》中的“灾异说”，而太学博士对“灾异说”的系统讲授，使得这一观念深入经生群体。太学在讲解《春秋·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时，会结合《公羊传》“何以书？记异也”的解读，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中“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的论述，向太学生传递“灾害与政事相关”的认知。因此在灾害发生后，汉代统治者往往会依据《春秋》中的“灾异说”调整行政政策，如减免赋税、大赦天下、策免三公等。而这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多由经生出身的官吏推动——他们在太学中学习《春秋》时，已深入研究过“灾异”与“政事”的关系，如《公羊传》对日食、地震等灾异现象的解读，认为这些现象是“上天示警”，要求君主“修德省刑”。当灾害发生时，这些官吏便会引用《春秋》义理，向朝廷提出救济建议，推动行政政策的调整。例如，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连年不收，四方咸困”，丞相于定国便以《春秋》“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由，建议元帝“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汉书·于定国传》），元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其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汉书·元帝纪》）。又如，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汉书·成帝纪》），经生出身的博士刘向便以《春秋》“大水为阴盛阳衰之兆”为由，建议成帝“亲耕籍田，躬桑劝蚕，崇节俭，抑奢侈”，成帝随后“减乘舆厩马，损食谷马”，这些举措都体现了经学义理对灾害救济政策的指导作用。

这种“以经行政”的治理特色，本质上是春秋决狱规矩的延伸——它将“以经释法”的逻辑扩展为“以经释政”，使得太学所传的经学规矩，不仅成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更成为行政决策的指导。从太学讲堂中的《春秋》章句，到司法审判中的“原心定罪”，再到行政决策中的“仁政”“灾异”思想，汉代的教育规矩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构建起一套“教育—司法—行政”相互贯通的规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太学扮演着“规矩源头”的角色，通过培养经生群体，将经学义理传递到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春秋决狱则扮演着“规矩转化”的角色，将太学中的教育规矩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的治理规矩；而“以经行政”则扮演着“规矩延伸”的角色，将司法领域的规矩进一步扩展到行政领域。可以说，春秋决狱正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桥梁，它使得太学的经学“传承规矩”，最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践规矩”，完成了教育传智与规矩落地的历史使命，也为后世“礼法合治”的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春秋决狱正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桥梁，它使得太学的经学“传承规矩”，最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践规矩”，完成了教育传智与规矩落地的历史使命——其“以经决事”的治理逻辑，既为唐代“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提供了思想雏形，成为中国古代“礼法合志”传统的重要源头，让“规矩落地”的历史意义更具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