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学的传递逻辑（1/2）

——“师法”与“家法”的“传承规矩”

第一节 师法为源：官方正统的经学传递

汉代太学以“经学传承”为核心职能，而维系这一传承的根基，正是“师法”制度。所谓“师法”，并非简单的“师徒传授关系”，而是汉代官方为保证经学“正统性”与“稳定性”所确立的核心规矩——它以“官方认可的博士家法”为源头，规定太学弟子必须严格遵循本门博士的经义解读、文本传抄与讲授范式，不得擅自篡改或偏离。从本质上说，“师法”是汉代将“儒家经典”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关键纽带，通过“固定传递路径”与“统一解读标准”，让经学从“诸子之学”升华为“治国理政的官方学问”，实现了教育规矩与政治规矩的深度绑定。

一、师法的起源：从“私学传承”到“官方定法”

“师法”的雏形，源于先秦儒家的“私学传授传统”。孔子删订六经后，其弟子“七十子之徒”各承所学，形成“传经之学”——如子夏传《诗》与《春秋》，曾子传《礼》，子思传《中庸》之学，这种“师徒间口耳相传、严守师说”的模式，便是早期“师法”的雏形。但此时的“师法”仅为“私学内部的传承习惯”，并无官方强制力，不同弟子对经义的解读仍可自由发挥，如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与谷梁赤，对《春秋》的解读便形成差异，衍生出《公羊传》与《谷梁传》两支，这为后世经学的“师法分歧”埋下伏笔。

真正让“师法”从“私学习惯”转变为“官方制度”的，是西汉初年的“博士官设置”与“经学立官”。汉高祖刘邦虽初轻儒学，但为“长治久安”，仍于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令其制定朝仪，这是西汉“博士官”的开端。此时的博士“不限儒学，诸子百家皆有”，如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为博士”（申公传鲁诗，韩婴传韩诗），同时期的公孙臣以“五德终始说”为博士，晁错以“刑名之学”为博士，博士的核心职能是“掌通古今，备顾问”，尚未形成“专属经学的师法体系”。

“师法”的官方化定型，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置五经博士”。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正式“置五经博士”——初设《诗》《书》《礼》《易》《春秋》五科博士，每科博士仅设一家，即《诗》立鲁诗（申公）、《书》立欧阳尚书（欧阳生）、《礼》立大戴礼（戴德）、《易》立施氏易（施雠）、《春秋》立公羊春秋（董仲舒、胡毋生）。这一举措的关键意义在于：首次以“官方诏令”确定了“经学的正统谱系”，每科博士所传授的经义、文本与解读范式，被认定为“唯一官方式法”，其他非博士系统的经学传承，皆被排除在“官方教育体系”之外。

汉武帝的“置五经博士”，为何要强调“每科仅立一家”？核心目的是为了避免“经义解读混乱”，保证“意识形态统一”。汉初以来，儒家经典因“秦火之劫”与“传抄差异”，已形成多个版本与解读分支，如《诗》有鲁、齐、韩三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多家，若任由这些分支并行于官方教育，必然导致“弟子不知所从，经义无所适归”，无法承担“教化百姓、统一思想”的功能。因此，“每科立一家”的本质，是通过“官方权威”为每部经典“选定唯一师法源头”，让太学的经学传承有“规矩可依”，这标志着汉代“师法制度”的正式确立。师法对“官学与私学传承边界”的划分，强化“师法是官方教育专属规矩”的属性——汉武帝确立“五经博士”与师法制度后，不仅在太学内部划定了“正统经学谱系”，更明确了“官学师法”与“私学传承”的本质区别：私学虽可传授经学（如东汉郑玄早年从私学受《京氏易》），但不得称“师法”，其文本与解读也不被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只有太学博士传授的“官方认定谱系”，才是唯一合法的“师法”。这种边界划分，让“师法”成为“官学身份的标志”——太学生以“传师法”为荣，地方私学弟子若想进入官方体系，必须“弃私学之法，改从太学师法”（如《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早年学《京氏易》《公羊春秋》等私学分支，后“西入关中，事扶风马融”，虽马融非太学博士，但马融之学源于太学《施氏易》师法，郑玄由此“接入官方师法谱系”，为其后来融合今古文奠定基础）。从此，太学博士的核心职责不仅是“授业”，更是“守师法”；太学生的核心任务不仅是“习经”，更是“传师法”，“师法”从“私学传承习惯”升华为“官方教育的核心规矩”。

二、师法的核心准则：“守一而不可变”的传递规矩

汉代太学的“师法”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具体、严格的“传递准则”构成，这些准则渗透在“文本传抄”“经义解读”“讲授方式”三个核心环节，形成“守一而不可变”的刚性规矩，确保经学传承的“正统性”与“稳定性”。

（一）文本传抄：“一字不敢增减”的文本规矩

“师法”的基础是“文本的统一”——博士所传授的经典文本，必须严格遵循本门“师法源头”的传抄版本，弟子在抄写经书时，“一字不敢增减，一笔不敢变异”，这是师法传递的“第一准则”。

这一准则的形成，源于汉代“无印刷术，全靠手抄”的文本传播背景。由于经典文本“得之不易”且“易生讹误”，师法源头的“原始抄本”被视为“最接近圣人本意”的权威文本，称为“师法定本”。例如《欧阳尚书》的“师法定本”，可追溯至伏生所传——秦焚书时，伏生将《尚书》藏于墙壁中，汉初取出时“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伏生以此“二十九篇”传授弟子欧阳生，欧阳生再传至欧阳高，代代传抄，“一字不敢改”，至汉武帝时被立为博士，这“二十九篇”的抄本便成为《欧阳尚书》的“师法定本”。太学博士讲授《尚书》时，必须以这一“定本”为依据，弟子抄写时若“多写一字、漏写一字，或改易字形”，便被视为“违背师法”，会受到“斥退”的惩罚。

《汉书·儒林传》中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宣帝时，张山拊为《欧阳尚书》博士，其弟子郑宽中“初学《尚书》时，抄本中‘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的‘钦’字，误写为‘钦’的异体字‘歁’”，张山拊发现后，当即“令其焚毁抄本，重新摹写师法定本”，并告诫“师法文本，乃圣人之语，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不可不慎”。这种“严苛的文本规矩”，看似“僵化”，实则是汉代在“文本传播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保证经学“原始面貌”不被篡改的必要手段——只有文本统一，后续的“经义解读”与“讲授传递”才有“共同基础”，师法的“正统性”才能得以维系。

（二）经义解读：“不离师说，不越藩篱”的释义规矩

师法对“注释体例”的规范——汉代师法不仅要求“解读内容合师说”，还要求“注释形式遵范式”：博士讲授经义时，需遵循“先经后文、先注后疏”的固定体例（“经”指原文，“文”指师说解读；“注”指对经文的字词解释，“疏”指对注文的进一步阐释），弟子记录与转授时，必须严格沿用这一体例，不得擅自变更。

例如《公羊春秋》师法的注释体例：先列《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再附公羊寿的“转文”（师说解读：“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最后由博士补充“注疏”（如董仲舒对“大一统”的阐释：“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弟子抄写时，必须“经、传、注、疏”次第排列，若颠倒顺序或遗漏环节，便被视为“违师法”。《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太学藏书“皆按师法体例编次，经居前，传居后，注疏附于末，非此体例者，不得入太学藏书阁”，可见其规矩之严格。

如果说“文本传抄”是师法的“形”，那么“经义解读”便是师法的“神”。汉代师法制度的核心准则之一，是“弟子解读经义，必须严格遵循本门博士的‘师说’，不得擅自引申、发挥或质疑”，即“不离师说，不越藩篱”。

这里的“师说”，并非博士的“个人见解”，而是“师法源头的传承谱系”——每科博士的经义解读，都可追溯至“五经博士设立时的初代博士”，初代博士的解读又可追溯至“先秦儒家的传经之祖”，形成“清晰的师法传承脉络”。例如《公羊春秋》的“师说”，脉络为“孔子→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生、董仲舒”，汉武帝时董仲舒与胡毋生被立为《公羊春秋》博士，二人的经义解读便成为《公羊春秋》的“官方师说”，后续的《公羊春秋》博士，如宣帝时的严彭祖、颜安乐，必须严格遵循董、胡二人的“师说”，不得偏离。

《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初年，《公羊春秋》博士李育“讲授《春秋》时，曾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读，引用了《谷梁传》的‘以元之气，正天之端’的说法”，当即遭到其他博士的弹劾，认为其“违背公羊师说，杂糅谷梁异义，非博士所当为”，光武帝虽未罢黜李育，但令其“此后讲授，必纯守公羊师法，不得杂用他说”。这一案例清晰地体现了“师说”的“排他性”——师法的解读规矩，本质是“划定经义的边界”，让太学生的认知“限定在官方认可的框架内”，避免因“解读分歧”导致“思想混乱”，从而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师法对“经义解读”的限制，并非“禁止思考”，而是“禁止偏离官方框架的思考”。博士在讲授时，会详细阐释“师说”的“微言大义”，如董仲舒讲授《公羊春秋》时，重点阐释“大一统”“天人感应”“三世说”等核心师说，弟子的任务是“理解、记忆并传递这些师说”，而非“提出新的解读”。这种“以传递为核心”的解读规矩，让太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复制机”，而“师法”便是这台“复制机”的“操作手册”。

（三）讲授方式：“口耳相传，次第相授”的传递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