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乡约治理智慧的现代落地（2/2）

1. 组建“多民族议事会”，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明代汉族乡绅与少数民族头人共定乡约类似，永宁镇的“多民族议事会”由各民族的代表组成，包括村委会干部、藏传佛教僧人、彝族毕摩、摩梭人达巴、致富带头人等，共35名代表。议事会的主席由各民族代表轮流担任，每月轮换一次，确保每个民族都有平等的话语权。议事会的职责是讨论决定涉及全镇的重大事项，比如草场划分、旅游开发、文化保护等。在讨论过程中，议事会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意见，做到“一事一议，协商一致”，2023年共审议通过草场承包调整、泸沽湖周边民宿规范等8项重大事项。

2. 制定“多民族村规民约”，实现文化包容与制度统一：借鉴明代《桐梓县汉夷乡约》的经验，永宁镇组织各民族代表共同制定了《永宁镇多民族村规民约》。这份村规民约既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典》的相关内容，也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如，规定“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在公共场合诋毁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各民族传统节日，全镇共同庆祝，彝族火把节、摩梭人转山节期间，学校、机关适当放假”；“草场、林地等自然资源，按民族聚居区域合理分配，跨区域使用需经议事会同意”。村规民约不仅有汉文版本，还有纳西文、彝文等多个民族文字版本，印发至每家每户，确保各民族群众都能看懂、遵守。

3. 搭建“多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促进民族融合：明代的“汉夷义学”与大理“三月街”，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永宁镇则在此基础上，打造了“多民族文化节”，每年举办一次，邀请各民族群众展示传统歌舞、服饰、美食。文化节上，彝族的左脚舞、纳西族的白沙细乐、摩梭人的甲搓舞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品尝砣砣肉、猪膘肉、酥油茶，其乐融融。此外，镇里还设立了“多民族双语学校”，招收各民族子弟入学，既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开设纳西语、彝语等民族语言文化课程。通过这些活动，各民族群众增进了了解，消除了隔阂，2024年全镇民族纠纷调处量同比下降70%。

如今的永宁镇，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成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纳西族的民宿、彝族的刺绣、摩梭人的走婚文化，都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亮点，2023年全镇旅游收入突破2亿元。这正是对明代“汉夷共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民族地区的治理，关键在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当地治理者借鉴明代“汉夷共约”的经验，推出了**“瑶汉联合调解委员会”**制度。调解委员会由瑶族寨老与汉族村干部共同组成，针对瑶汉群众之间的山林纠纷、邻里矛盾，采取“民族习俗+法律法规”的调解方式——既尊重瑶族“寨老调解”的传统，又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寨，大事不出乡镇”的治理成效，2023年该县瑶汉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9%。

（三） 治理启示：以“包容”消解文化差异，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

明代“汉夷共约”与当代民族地区“多元共治”的对照，揭示了民族地区治理的核心密码：文化差异不是治理的障碍，而是多元共生的资源；民族和谐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异、利益共享。

明代的“汉夷共约”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它没有将汉族的礼法制度强加给少数民族，而是在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的基础上，寻找汉夷双方的利益共同点。汉族乡绅需要少数民族的土地与劳动力，少数民族需要汉族的技术与市场，乡约则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当代民族地区的多元共治模式，同样遵循了这一逻辑——各民族虽然文化习俗不同，但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通过组建多民族议事会、制定多民族村规民约，能够将各民族的利益诉求纳入治理框架，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此外，民族地区的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本土精英的作用。明代的苗族寨老、白族头人，当代的民族宗教人士、村寨老，都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他们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在群众中威望极高，能够成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能够让治理政策更接地气，更容易被群众接受。

三、 乡村应急救灾——参考北方乡约“义仓+互助耕作”建立现代村级应急体系

明代北方地区，气候干旱，灾害频发，蝗灾、旱灾、水灾交替侵袭，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应对灾害，北方乡约形成了一套**“义仓积谷+互助耕作”**的应急救灾机制。这套机制以乡约为组织载体，以民间力量为主体，实现了“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恢复”的全链条救灾，成为明代乡村应对灾害的重要保障。当现代乡村面临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明代乡约的应急救灾智慧，恰能为构建现代村级应急体系提供借鉴。

（一） 明代北方乡约的应急救灾机制：“义仓”备灾，“互助”救灾

明嘉靖年间，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旱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据《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七》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山西平阳、太原二府大旱，赤地千里，民相食”。为应对灾害，北方乡绅在乡约体系中设立了**“义仓”**制度，作为灾前预防的重要手段。义仓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府的赈济粮，二是乡绅的捐赠，三是村民的自愿缴纳。乡约规定，“每户年纳谷二斗，富户倍之，绅衿捐谷十石以上者，官府赐匾额旌表”（《平阳府志·卷八·仓庾》）。义仓由乡约的“仓正”“仓副”管理，仓正、仓副由村民推选的正直之士担任，“需家道殷实、品行端正者，每三年一换”，粮食的出入库都需要登记造册，“每月朔望公示，村民可查验”，防止贪污挪用。

除了义仓积谷，北方乡约还推行**“互助耕作”**制度，作为灾后恢复的重要保障。乡约规定，遇有灾害，受灾村民的农田由未受灾的村民共同耕种；村民若因灾害失去劳动力，乡约需组织邻里为其代耕；秋收后，代耕的粮食除了留足种子与口粮，其余部分存入义仓，以备来年之需。这种互助耕作制度，以“邻里互助”为核心，充分发挥了乡村社会的集体力量，让受灾村民能够快速恢复生产。

明万历年间，山西平阳府（今临汾）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据《平阳府志·卷三十四·祥异》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阳府“自春至秋不雨，汾水断流，禾苗尽枯”。平阳府的乡约立即启动应急救灾机制：一是开仓放粮，义仓的粮食按照“老弱优先、受灾重者优先”的原则，分发给村民，“每人每日发谷一升，孩童减半”，解决了村民的口粮问题；二是组织互助耕作，乡约约长带领未受灾的村民，为受灾村民代耕农田，同时开挖水渠，引黄河水灌溉，“每日出工者，义仓给谷二升为酬”；三是向上级官府求援，乡约约长联名向平阳府知府上书，请求官府减免赋税、调拨赈济粮，知府奏请朝廷后，“免平阳府三年赋税，拨赈济粮五万石”。在乡约的组织下，平阳府的村民众志成城，度过了这场大旱。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记载，这次旱灾中，平阳府的流民数量远少于周边府县，“仅千余人，而邻近之潞安府流民逾万人”，灾后恢复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地区，“次年春耕，平阳府垦荒面积达九成”。

明崇祯年间，陕西延绥镇（今榆林）地处边塞，不仅面临旱灾的威胁，还时常遭受蒙古骑兵的侵扰。据《延绥镇志·卷五·兵防》记载，崇祯二年（1629年），“蒙古插汉部入寇，焚掠村寨数十处，复遇大旱，民不聊生”。延绥镇的乡约将应急救灾与军事防御相结合，形成了**“兵民联防”**的应急机制。乡约规定，义仓不仅要储存粮食，还要储存弓箭、火药等防御物资，“每村储弓五十张，火药十斤”；村民需在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每月三次，由乡约约长与驻军将领共同指挥”；遇有寇盗侵扰或灾害发生，乡约需立即组织村民防御或救灾，“壮者执械御敌，老者运粮，妇女看护伤员”。这种“平战结合”的应急机制，让延绥镇的乡村社会既能够应对自然灾害，又能够抵御外敌入侵，“崇祯年间，延绥镇乡村未被蒙古骑兵攻破者，凡二十余寨”，成为明代北方边塞乡村治理的典范。

（二） 古今对照：从“义仓+互助耕作”到现代村级应急体系

明代北方乡约的“义仓+互助耕作”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民间主导、官民协同”**的应急救灾智慧——它以乡约为组织载体，充分发挥了民间力量的作用，实现了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恢复的有机统一。这种智慧，在当代乡村的应急救灾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的裴寨村为例，该村地处太行山南麓，是典型的北方乡村，历史上曾多次遭遇旱灾、洪涝灾害。前些年，裴寨村因缺乏完善的应急体系，灾害发生时，村民只能各自为战，救灾效果不佳。2016年，该村遭遇特大暴雨，“农田被淹，房屋倒塌十余间，村民自救能力不足”。裴寨村的党支部书记裴春亮，从明代北方乡约的应急救灾机制中汲取灵感，带领村民构建了一套**“村级应急储备+互助救灾”**的现代村级应急体系。

1. 建立“村级应急储备库”，夯实灾前预防基础：借鉴明代义仓的经验，裴寨村建立了“村级应急储备库”，储备了粮食、饮用水、棉被、帐篷、急救药品、消防器材等应急物资，总价值超200万元。储备库的物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村集体出资采购，二是村民捐赠，三是政府调拨。储备库由村党支部统一管理，设立了专门的物资管理员，物资的出入库都需要登记造册，“每月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接受村民监督”。此外，村里还修建了蓄水池、排水沟、防洪堤等防灾设施，蓄水池容量达5000立方米，能够满足全村人三个月的饮用水需求，防洪堤则能抵御50年一遇的洪水。

2. 组建“村级应急救援队”，提升灾中救助能力：借鉴明代乡约“兵民联防”的经验，裴寨村组建了“村级应急救援队”，队员由村里的青壮年组成，包括党员、退伍军人、村民代表等，共120人。救援队定期组织培训，邀请消防、应急管理等部门的专家授课，学习救灾知识与技能，“每月训练两次，每次半天”。救援队还制定了应急预案，明确了队员的职责分工，“分为抢险组、转移组、医疗组、后勤组”，遇有灾害发生，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在2021年河南暴雨灾害中，裴寨村的应急救援队迅速行动，转移村民200余人，抢修道路3公里，排水排涝面积达500亩，成功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全村无一人伤亡，财产损失降至最低”。

3. 推行“灾后互助复产”制度，加快灾后恢复速度：借鉴明代“互助耕作”的经验，裴寨村推行了“灾后互助复产”制度。规定遇有灾害，村集体需组织村民开展互助生产，比如为受灾村民代耕农田、修缮房屋、提供种子与农具等。此外，村里还设立了“灾后复产基金”，由村集体与村民共同出资，基金规模达100万元，为受灾村民提供资金支持。在2021年暴雨灾害后，裴寨村通过互助复产制度，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农田复耕、房屋修缮等工作，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当年秋收，粮食产量较上年仅下降5%”。

如今的裴寨村，已经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其构建的村级应急体系，不仅提高了村庄的抗灾能力，还增强了村民的凝聚力。这正是对明代北方乡约应急救灾智慧的现代转化——乡村应急救灾，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救援，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构建“官民协同、群防群治”的应急体系。

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的山坑乡，当地治理者借鉴明代乡约的应急救灾经验，推出了**“乡贤应急基金”**制度。乡贤基金由当地乡贤捐赠，截至2024年，基金规模达500万元，主要用于灾害应急救援与灾后恢复。同时，山坑乡还组建了“乡贤应急救援队”，由乡贤中的企业家、退伍军人、医生等组成，共80人，在2023年台风“杜苏芮”来袭时，转移群众500余人，抢修电力设施10余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治理启示：以“民间力量”为主体，构建“防救一体”的村级应急体系

明代北方乡约的应急救灾机制与当代村级应急体系的对照，揭示了乡村应急救灾的核心密码：民间力量是乡村应急救灾的主体，防救一体是提升救灾效能的关键路径。

明代的义仓与互助耕作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它充分调动了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义仓的粮食来自于村民的缴纳与乡绅的捐赠，互助耕作依靠的是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乡约则为这些民间力量提供了组织载体。当代乡村的应急体系建设，同样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村级应急储备库的物资来源、应急救援队的队员组成、灾后复产基金的资金筹集，都离不开村民与乡贤的参与。只有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才能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应急救灾格局。

此外，灾前预防比灾中救助更为重要。明代的义仓积谷，是一种典型的灾前预防措施，它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快速为村民提供粮食救助，避免灾民流离失所。当代乡村的应急体系建设，同样需要重视灾前预防——修建防灾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开展应急培训，这些工作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只有做到“防救一体”，才能真正提升乡村的抗灾能力。

四、 本章小结：明代乡约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逻辑

从明代的“客籍约长”到当代城乡结合部的“新居民议事会”，从明代的“汉夷共约”到当代民族地区的“多元共治”，从明代的“义仓+互助耕作”到当代乡村的“村级应急体系”，明代乡约的治理智慧，在当代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明代乡约的治理智慧，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多元共治”**。它不是一套僵化的制度模板，而是一种灵活的治理方法论——它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场景、不同的治理对象，调整运行模式，解决具体问题。在城乡结合部，它通过设立“客籍约长”，破解主客隔阂；在民族地区，它通过推行“汉夷共约”，化解民族矛盾；在灾害频发地区，它通过构建“义仓+互助耕作”机制，应对自然灾害。

当代基层治理，面临着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民族关系复杂、自然灾害多发等诸多挑战。借鉴明代乡约的治理智慧，并非简单地照搬历史制度，而是要汲取其“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多元共治”的核心精神，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赋予基层群众更多的治理话语权，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平台，尊重不同群体的文化习俗与利益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明代乡约的治理智慧，犹如一颗深埋于历史土壤中的种子，在当代基层治理的阳光雨露下，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告诉我们，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的。只有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的挑战，走向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