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乡约的“地域差异”（2/2）

西南地区长期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拥有世袭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明代乡约的推广，成为中央政府弱化土司权力、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朝廷规定，土司辖区内必须推行乡约，土司担任“总约正”，但其权力受到乡约的约束：乡约条款需报官府备案（提交至府衙民政司），重大纠纷（如命案、土地械斗）需由乡约与官府共同裁决，土司不得擅自处置；乡约需定期向官府汇报辖区内的治理情况（每月一次），包括人口变动、治安状况、赈济救灾等。

如广西《柳州府乡约·土司约束条》规定：“土司辖下民众，除遵守土司规约外，需同时遵守乡约；土司若有苛政（如额外征收赋税、强迫民众服无偿劳役），约内民众可通过乡约向官府申诉（提交书面状纸），官府需在一个月内核查处理”。这种制度设计，既保留了土司的合法地位，又通过乡约将国家治理理念渗透到土司辖区。贵州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被平定后，朝廷在播州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流官管辖），同时强制推行乡约，规定“原土司辖下各寨皆立乡约，推举汉夷耆老共同管理（汉族二人、苗族三人），废除土司的世袭司法权，民间纠纷由乡约调解或报官府裁决”（引自《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乡约成为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重要工具，据《遵义府志·卷二十一·民政》记载，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通过乡约调解的民族纠纷达百余起（涉及汉、苗、仡佬等民族），有效维护了地方稳定，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乡约中明确规定“尊奉大明，遵守国法”）。

（三）习俗调适：乡约条款的“本土化改造”

西南乡约的条款充分吸纳了少数民族的习俗，避免了“以汉代夷”的文化冲突。如苗族有“议榔”制度（苗族的民间议事组织，由寨老主持，通过榔规管理村寨），侗族有“款约”制度（侗族的民间公约，以“款词”形式传承），西南乡约将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治理形式融入其中，形成“乡约+议榔”“乡约+款约”的复合模式。贵州《黎平府乡约·苗侗附则》规定：“苗民遇纠纷，先按议榔习俗调解（由寨老主持，在鼓楼下商议），采用‘议榔词’进行说理；调解不成则报乡约，乡约需参考议榔的调解意见，不得随意否定；乡约条款不得违反苗民的婚丧嫁娶习俗（如苗族‘游方’习俗、丧葬砍牛习俗），如苗族的‘游方’习俗（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社交活动），乡约不得干涉”。

对于少数民族的特殊习俗，乡约也予以尊重。如云南傣族有“泼水节”（傣历新年，每年四月中旬），彝族有“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乡约规定“各民族节庆日，约内民众可放假参与（放假三天），不得阻挠；乡约可协助筹备节庆活动（提供场地、物资如糯米、火把），由少数民族头人主持”；广西壮族有“歌圩”习俗（农历三月三，青年男女对歌传情），乡约甚至将“歌圩互娱”纳入“礼俗相交”条款，鼓励汉夷民众通过歌圩增进交流，规定“歌圩期间，汉夷民众可自由参与对歌，不得因民族差异产生冲突，违者由乡约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罚酒一壶）”。这种本土化改造，使得乡约不再是外来的“汉文化符号”，而是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治理载体，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如云南西双版纳的《车里乡约·傣汉合融条》，融合了傣族的“寨规”与汉族的乡约理念，规定傣族的“泼水节”与汉族的“春节”同等重要，各民族互相拜年（汉族向傣族送年糕，傣族向汉族送糯米粑粑），共庆佳节，极大地增进了民族间的感情（引自《西南夷风土记·卷二·习俗》）。

四、地域差异背后的治理逻辑与现代启示

明代乡约的地域差异化实践，并非对国家统一治理要求的背离，而是“大一统下的多元调适”——其核心始终围绕“维护基层稳定、传播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乡土社会”展开，不同地域的实践特色不过是对当地治理需求的精准回应。江南乡约的“教化—经济”模式，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通过规范商业行为、调解经济纠纷，维护了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北方乡约的“治安—赈济”模式，应对了边患与灾荒的双重压力，通过军事化组织抵御外敌，通过义仓赈济保障民生，成为北方地区的“安全屏障”与“生存保障”；西南乡约的“融合—维稳”模式，破解了民族杂居地区的治理难题，通过尊重民族习俗、吸纳民族参与，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边疆稳定。

这种“核心不变、细节调适”的治理逻辑，根植于明代中央政府的治理智慧——既通过统一的乡约框架（以《圣谕六言》为核心）确保国家意志的贯彻，又赋予地方足够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地域特征（经济形态、民族构成、自然环境）调整具体条款。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明代中央政府对乡约的管控体现了“刚柔并济”的特点：“刚”体现在规定乡约的核心宗旨（如宣讲圣谕、维护伦理）与基本架构（如约正、聚会制度），确保乡约不偏离国家治理方向；“柔”体现在允许地方根据地域特征、社会需求调整条款内容、运作方式，使乡约能够落地生根，发挥实际效用。

从现代启示来看，明代乡约的地域实践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代中国地域差异依然显着：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率高、经济发达，面临的治理挑战是基层治理精细化、市民参与多元化；中西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主，面临的挑战是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均等化；民族地区则需要兼顾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借鉴明代乡约的智慧，当代基层治理应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推行，在坚持核心治理理念（如党建引领、为民服务、法治保障）的前提下，根据地域特征制定具体策略：

东部地区可探索“社区公约+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借鉴江南乡约的“经济互助”与“世俗化教化”经验，鼓励社会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参与社区治理，制定针对商业街区、工业园区的专项公约（如商户诚信经营公约、企业互助公约），规范市场行为，调解经济纠纷；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公约，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如茶馆宣讲、短视频传播）进行宣传，增强市民的认同感与参与感。

中西部农村可强化“村规民约+互助组织”的作用，借鉴北方乡约的“治安联防”与“灾荒赈济”经验，建立村级互助合作社（如种植互助社、应急救援队），开展生产互助、灾害救助；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态保护、乡风文明建设纳入村规民约，通过“红黑榜”“道德积分”等方式引导村民遵守规则，维护乡村秩序。

民族地区可推动“村规民约+民族习俗”的融合，借鉴西南乡约的“汉夷共约”与“习俗调适”经验，在村规民约中纳入民族传统文化与习俗（如少数民族节庆、民间议事制度），由各民族代表共同制定、共同遵守；建立民族纠纷调解委员会（吸纳民族头人、宗教人士参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边疆稳定。

从明代乡约的地域实践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条永恒的治理法则：基层治理的生命力，在于扎根乡土、因地制宜。只有将统一的治理目标与地方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才能构建出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又贴合民众切身需求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上下联动、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无论是明代的乡约，还是当代的基层治理制度，其本质都是要找到国家治理与地方实践的平衡点，让治理规则真正融入民众的生活，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