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清代乡约的“礼法合一”成熟（1/2）

——乡约与国法的深度互嵌

第一节 清代乡约的“法典化改造”——《大清律例》对乡约的规范与约束

乾隆年间的江南某村，每月初一十五总能看到这样的热闹：村口乡约所前，白发约正捧着泛黄的《圣谕广训》，旁边摆着抄得密密麻麻的《大清律例》，台下男女老少挤着听——“敢骂长辈？一百板子挨定了！”“占别人地？轻则蹲三年大牢，重则发配三千里！”

这可不是普通的乡间说教，而是清代最绝的治理智慧：把原本靠邻里情面撑着的乡约，硬生生绑上国家律法的“战车”。明代乡约还在官民之间来回拉扯，清代直接给乡约套上法律框架，却又没掐死乡土的人情味——江南乡绅修乡约时，既抄律例条文，又留着“帮孤寡、办丧事”的老规矩，硬是让庙堂规矩和江湖情理拧成了一股绳。

一、顺治到雍正：乡约从“道德广播站”变成国法“腿子”

顺治三年，《大清律例》开始编纂，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接力打磨，最终造出一套“律管大方向，例填细规矩”的法律体系。最妙的是，它把儒家的“孝悌忠信”和官府的“板子、大牢”揉在了一起：嘴上喊着“以德治国”，把“孝顺父母”写进律法总则，手里却拿着实锤——“不孝”不再是骂名，六十板子下去，皮肉疼才知道规矩重。

这种“礼法混搭”刚好给乡约留了位置。顺治九年，朝廷甩出《圣谕六言》：“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要求地方官把这六句话贴满村口巷尾，这是清朝第一次伸手管乡约。但那会儿的乡约，顶多算个“道德广播站”：江南的乡约忙着组织乡民帮衬孤寡，北方的乡约盯着不让人打架，苏州府的《常熟乡约》写了20条，只有3条提了点约束，剩下的全是“要行善、要和睦”的空话，连律例的影子都见不着。

真正的转折在康熙九年。这一年，康熙帝把六言圣谕扩成《圣谕十六条》，硬生生加了“讲法律以儆愚顽”一条——乡约不光要讲道德，还得念律法了！直隶河间府的知府干脆挑出《大清律例》里47条和乡村有关的条文，订成小册子让约正每月念：讲“斗殴”时，掰开揉碎说“动手打长辈，最轻也得挨一百板子”；讲“田宅”时，拍着桌子喊“敢占别人地，轻则徒三年，重则流三千里”。乡民听不懂律例原文，却能从大白话里get到：偷鸡摸狗、不孝父母，真会掉层皮！

到了雍正朝，乡约彻底成了国法的“跑腿小弟”。雍正二年，他把《圣谕十六条》逐条注解成《圣谕广训》，下了死命令：不管是中原乡村，还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寨子，都得设乡约所；选老成的人当约正，再挑几个老实人当值月，每月初一十五必须聚齐，不光读《圣谕广训》，还得讲钦定的律条，连大字不识的老农都得听懂！为了防止地方官偷懒，雍正还定了规矩：哪个官敢不设乡约所，或者约正敷衍了事，先罚半年工资，严重的直接降职！

广东潮州府澄海知县就撞了枪口。雍正五年，他嫌乡约宣讲麻烦，让乡约所空了半年，巡抚一弹劾，他立马从知县贬成县丞，这事传遍全国，再也没人敢拿乡约当摆设。从这时候起，乡约成了《大清律例》在乡村的“移动宣讲台”，律例则给乡约撑腰——乡约调解不了的事，往县衙一送，自有律法兜底。

乾隆年间浙江绍兴府的案子就很典型：乡绅王某看中龙华寺30亩田，仗着权势硬占。约正先按乡约调解，让他还田赔钱，王某不听。约正直接把状纸和律例条文一起送县衙，县官按《大清律例·户律·田宅》判王某杖一百、流三千里，逼着他把田还给寺庙，最后全县各乡约所都把这事当反面教材讲。这种“乡约先调、国法兜底”的模式，既省了官府的力气，又没丢乡土的情面，成了清代基层治理的标配。

二、乡约入律三步走：文本、组织、执行全绑定

清代乡约和国法的“绑定”，不是一拍脑袋的事，而是走了三步棋：先让乡约文本里塞满律例，再把乡约嵌进官府体系，最后让乡约惩戒和国法刑罚接上轨。三步走完，原本各干各的乡约和国法，变成了拧在一起的“一股绳”。

（一）文本融合：乡约里藏着“律例密码”

翻开清代的乡约文本，再也看不到宋代《吕氏乡约》那种纯民间的“互助约定”，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律例影子。江苏江阴的《江阴乡约》里，“禁赌博”一条直接抄《大清律例·刑律·杂犯》：“律载凡赌博财物者，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者，杖一百，徒三年。”但约正不会照本宣科，而是改成乡土话：“敢赌钱的，打八十板子，赌资充公；敢开赌场的，打一百板子，判三年牢。”还加了乡约自己的惩戒：先罚十石谷充作乡学经费，要是还敢犯，直接扭送官府！

乾隆二十二年，江阴祝塘镇的赵某就撞了枪口。他偷偷开赌场，约正先让他关场子、交罚谷，赵某表面答应，背地里接着干。约正二话不说报了官，县官按律判他徒三年，把赌场里的桌椅钱财全没收，这事让江阴的赌风消停了好一阵子。

有意思的是，不光乡约抄律例，律例也会“抄”乡约。清代乡村里流行“宗族调解”，本来是乡约里的规矩——谁家闹矛盾，先找族长、约正说和，别动不动就告官。雍正修律时，直接把这规矩写进《大清律例·刑律·诉讼》：“除了叛逆、杀人、强盗这些重罪，剩下的户婚、田土、斗殴小事，必须先让乡约、族长调解，调解不成才能告官；要是敢直接告官，先打四十板子！”

江西吉安府的张某就吃了这亏。他和邻居争宅基地，没找乡约和族长，直接跑县衙告状。县官先按律打了他四十板子，再把案子转回乡约，让双方族长一起调解。最后两人商量着“各退三尺，留条通道”，既解决了矛盾，又保住了邻里情面，这事后来成了吉安府各乡约宣讲的“正面教材”。

地方官还会给律例加“乡约注释”，让冰冷的条文沾点乡土气。乾隆朝江西巡抚陈宏谋在《培远堂偶存稿》里，给《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写注解时说：“律里说嫁娶得由祖父母、父母做主，乡约里也说婚姻大事得禀明尊长，律管对错，乡约管情理，情理通了，对错才好判。”他还结合江西的乡约补充：“就算没祖父母、父母反对，男女私定终身也得让族长、约正见证，立婚书；不然乡约能出面拦着，实在不行就报官！”

赣州府的刘某和谢氏就差点栽在这。两人私定终身，没告诉家长，也没找约正见证，约正上门劝他们先禀明父母，刘某不听。约正报官后，县官按律让他们暂缓成婚，等双方家长点头、补了婚书，才让他们拜堂。这种“律例+乡约”的注解，让国法落地时少了很多磕绊。

（二）组织嵌入：乡约成了官府的“延伸手臂”

清代的乡约组织，再也不是明代那种“乡民自选、自己玩”的松散团体，而是被拧进了地方行政的“齿轮”里。《大清会典事例》明明白白写着：约正、值月得由州县官挑，要选那些老成、在乡里有威望的人，官府给发牌照才算数；他们得每月宣讲《圣谕广训》和律例，调解邻里纠纷，看见不法的事要举报，州县官还得定期考核——干得差的直接换掉，干得好的给匾额、赏银子！

直隶正定府获鹿县的约正李某就是榜样。他每月初一十五准时组织宣讲，一年调解了三十多起纠纷，没一起闹到县衙。正定知县把他的事迹报给知府，最后李某得了块“宣化乡闾”的匾额，还拿了二十两赏银，名字也写进了《正定府志》。这下，各地约正都卯足了劲干活，没人敢敷衍。

乡约还成了地方官的“考核kpi”。要是哪个州县的乡约制度完善，纠纷少，宣讲勤，地方官考核就能评“优”，升官也快；要是乡约废弛，宣讲没人听，考核就评“劣”，别说升官，不被降职就不错了。在这种压力下，地方官都把乡约当回事，有的甚至亲自下场折腾。

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就搞了个“直隶乡约套餐”：让各州县每乡设一个乡约所，优先选在集市或宗祠旁边，他亲自选约正，每年春秋两季还亲自去督查宣讲；他怕乡民听不懂律例，还写了本《宣讲要语》，把“偷盗满一百二十两绞监候”译成“偷东西值够一百二十两，等着砍头就行”，把“斗殴伤人杖八十”译成“打架打伤了人，最少打八十板子，打残了罪更重”。

乾隆二十八年，他巡查到保定府清苑县，发现约正照着律例原文念，乡民听得直打盹。方观承当场让知县重写宣讲稿，还亲自示范怎么用大白话讲“贼盗律”：“别以为藏个小偷没事，律里写着呢，藏小偷的打一百板子，流三千里，要是帮着小偷躲，下场一样！”清苑县的乡民听完，再也没人敢窝藏盗贼了。

乡约还和保甲、里甲绑在一起，凑成了“三位一体”的治理网：里甲管户籍、收赋税，保甲管治安、抓盗贼，乡约管教化、调纠纷，仨人互相搭手，没漏洞。《大清律例·刑律·贼盗》里写：“要是出了盗贼，保甲长得立马报官，同时告诉乡约，让乡约喊乡民锁门防着，一起抓贼。”乡约则天天讲窝藏盗贼的后果，从根上断了乡民包庇盗贼的心思。

嘉庆年间山东曹州府菏泽县的盗贼案就见了效。一伙盗贼抢了乡民的东西，保甲长赶紧通知约正，约正连夜让乡民把村口堵上，又在乡约所喊“藏盗贼的流三千里”，乡民们都怕惹事，主动盯着。有个老农看见盗贼躲在村外破庙里，立马告诉约正，最后乡民们一起把盗贼捆了送官，全按律砍了头。这事传开后，菏泽县的盗贼都绕着走。

（三）执行联动：乡约惩戒和国法“搭梯子”

清代乡约的惩戒，再也不是宋代那种“罚杯酒、赶出乡约”的轻描淡写，而是和国家刑罚接上了轨：小事乡约管，大事交官府，像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来。

乡约的惩戒分三等：最轻的是“口头训诫”，把犯错的人叫到乡约所，当着大伙的面骂一顿；重点的是“罚谷”，让犯错的人交几石谷充作乡约经费；最重的是“革除约籍”，把人赶出乡约，让他在乡里抬不起头。这些都只管那些没触犯律例的小事，比如子弟顶撞父母、邻里拌嘴占小便宜。

道光年间湖南长沙府宁乡县的刘某就挨了这一套。他不光顶撞母亲，还不赡养，族长告诉约正后，约正把他叫到乡约所训了一顿，刘某当面认错，回家照样骂娘。约正又罚他五石谷，他还是不改，甚至动手打了母亲。约正没法子，只能报官，县官按《大清律例·刑律·斗殴》判他杖六十，还逼着他每月给母亲送三斗米，每月宣讲时都得站在台下检讨，直到乡民们说他改好了才算完。

要是犯的事触了律例，乡约就成了官府的“眼睛”和“手”。《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写着：“故意杀人的斩立决，过失杀人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乡约、保甲要是知道有命案不报，打八十板子。”乡村里出了命案，约正、值月往往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们天天走街串巷，谁家吵嘴、谁家打架都门清。

咸丰年间四川重庆府合川县的王某，因为欠钱和邻居李某打起来，失手把李某打死了，撒腿就想跑。约正听说后，一边让乡民保护现场，一边派人跟着王某，还报了官。王某想躲在亲戚家，亲戚想起乡约讲的“藏杀人犯流三千里”，死活不敢留他。最后王某走投无路，被乡民们捆了送官，按过失杀人判了杖一百、流三千里，约正也因为报官及时，得了县衙的赏钱。

当然，乡约也不能乱来。《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专门定了规矩：“乡约、族长不能随便拷打人，也不能私设牢房；要是敢违规，打一百板子，徒三年。”浙江台州府黄岩县有个乡约，调解田产纠纷时怀疑张某撒谎，把张某关在乡约所里拷打，逼他承认“侵占田产”。张某家人报官后，县官按律打了乡约八十板子，革了他的约正职务，还让他赔张某的医药费，这事后来被当成“乡约越权”的反面例子，在浙江各乡约所讲了好几年。

三、南北差异：江南宗族“带飞”乡约，北方官府“推着”乡约走

清代疆域大，江南和北方的风土差得远，乡约和国法的“绑定”玩法也不一样：江南宗族势力强，玩的是“宗族+乡约+国法”的组合拳；北方宗族弱，走的是“官府牵头、乡约跑腿”的路子，俩地方各有各的门道，却都把礼法融合玩出了花样。

（一）江南地区：宗族带着乡约“混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