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明代乡约的“官民协同”转型（2/2）

- 联防联保：各甲轮流巡逻，遇盗贼时鸣锣示警，邻甲必须支援，但抓捕后并非直接送官，而是先由乡约约正审问，若盗贼是因穷困所迫，且未伤人，则劝导其加入乡约，改过自新；若罪大恶极，则送官处置。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一伙流窜盗贼潜入南安府，被保甲巡逻队发现，约正审问后得知，盗贼是湖广失地农民，遂劝导其留在当地农耕，加入乡约，最终这伙盗贼成为守法良民。

- 民兵教化：保甲中的民兵不仅训练武艺，还要参与每月的讲约，学习良知之理。王阳明规定：“民兵者，先为民，后为兵；先有良知，后有勇力。勇力用于保乡邻，是致良知；用于欺弱小，是昧良知。”他还亲自为民兵编写《民兵约》，将“孝悌忠信”纳入民兵守则，要求民兵“上阵能杀敌，下阵能孝亲”。

- 匪首转化：对于投降的匪首，王阳明并非简单安置，而是让其参与乡约讲解，用自身经历唤醒他人的良知。例如，畲族首领蓝天凤投降后，王阳明让他在畲族村寨的讲约中讲述“官府围剿时，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内心的愧疚”，蓝天凤的讲述打动了许多畲族百姓，此后畲汉矛盾大幅缓解。谢志山投降后，王阳明任命他为约正助理，负责劝导有过者，谢志山感慨：“我半辈子打打杀杀，今日才知，唤醒他人良知，比攻破城池更有意义。”

这种“乡约+保甲”的模式，将道德教化与治安管理融为一体，既解决了南赣的秩序重建问题，又践行了心学“内外合一”的理念。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赣地区“盗贼绝迹，宗族和睦，畲汉相亲，百姓安居乐业”，王阳明在《南赣乡约序》中欣慰地写道：“今南赣之民，晓良知之理，守乡约之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乃致良知之效也。”

四、心学乡约的辐射与影响：从南赣到全国的治理范式

《南赣乡约》在南赣的成功实践，迅速引起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关注，正德之后，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的弟子及追随者将“心学+乡约”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形成了“南赣模式”的本土化变体，打破了宋代乡约“民间自治”的局限，开启了“道德教化+基层治理”的新模式：

（一）浙江余姚：宗族与乡约的深度融合

余姚是王阳明的故乡，王氏宗族势力强大，弟子钱德洪、王畿等人将《南赣乡约》与宗族家训结合，在祠堂设立“良知堂”，提出“族约即乡约，良知即族魂”。

他们将乡约条文融入《王氏家训》，新增“每日自省良知”“每月宗族讲约”等条款，规定族人若违背乡约，不仅要接受乡约的惩戒，还要在宗族祠堂罚跪思过。此外，他们还设立“族学”，在族学中讲解心学与乡约，让孩童从小树立“致良知”的观念。

余姚的模式，将乡约的地缘治理与宗族的血缘治理结合，强化了治理的稳定性，据《余姚县志》记载，嘉靖年间，余姚“宗族无械斗，邻里无讼争，皆赖乡约与家训之力”。

（二）江苏泰州：平民化的良知教化

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泰州学派创始人），将乡约与“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结合，推行平民化的良知教化。他认为“良知不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因此简化乡约条文，用方言编写《乡约浅说》，例如将“致良知”解释为“做好事，存好心，不做亏心事”；

将“患难相恤”解释为“邻居有难搭把手，这是做人的本分”。王艮还走街串巷，在茶馆、集市讲解乡约，甚至为不识字的百姓演唱“良知歌谣”，让乡约深入底层百姓。

泰州的模式，打破了士大夫对教化的垄断，让乡约真正成为“百姓的规约”，万历年间，泰州地区的乡约覆盖率达到90%以上，“虽三尺童子，亦知守约向善”。

（三）湖广麻城：个性解放与良知守护的平衡

受心学影响的思想家李贽，在湖广麻城推行乡约时，强调“童心即良知”——“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良知”。

他反对僵化的道德说教，认为乡约不应束缚人的个性，而应守护人的“童心良知”。例如，乡约中不再强制要求“每日自省”，而是鼓励众人“随心而动，但不违良知”；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自由，李贽主张“只要两情相悦，且不违背孝悌，乡约不应干涉”。

这种模式在当时颇具争议，但却适应了麻城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百姓思想更为开放），使得乡约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也保留了社会的活力。

这些实践虽形式各异，但核心始终是“以心学唤醒良知，以乡约规范行为”，将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形成了多样化的乡约模式。到明代后期，“心学乡约”已成为全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范式，甚至影响到官方的治理政策——万历年间，朝廷颁布《六谕卧碑文》，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为全国百姓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与《南赣乡约》一脉相承，本质是官方对心学乡约理念的吸纳。

五、古今对照：心学乡约的现代治理启示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将“内心道德觉醒”与“外在制度约束”结合，将“官倡民办”与“社群共治”融合，这种治理智慧跨越时空，对当代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德教化的生活化转化：从“说教”到“共鸣”

当代基层治理中，单纯的制度约束往往难以解决“人情社会”中的矛盾（如邻里纠纷、婆媳矛盾），而王阳明的“良知教化”理念提示我们：道德教育不应脱离生活，而应从百姓的日用常行入手，引发情感与内心的共鸣。

如今浙江诸暨推行的“枫桥经验”，正是这种理念的现代实践：“道德评议团”由乡贤、老农、教师组成，评议时不空谈大道理，而是结合身边的小事（如“张大妈照顾独居老人十年”“小李因琐事与邻居争吵”），用百姓的语言讲述“做人的良心”，让村民在情感共鸣中认同公序良俗。

例如，调解婆媳矛盾时，评议团不会说“你应该孝顺婆婆”，而是问：“你将来也会当婆婆，希望你的儿媳如何待你？将心比心，就是你的良心。”这种方式与王阳明“以百姓语言解良知”的做法如出一辙，有效化解了大量基层矛盾。

江西赣州如今保留的“乡约讲堂”，更是直接继承了王阳明的讲约模式：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每月开展“道德讲堂”，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融入本地的好人好事（如“赣州好人”的事迹），并设置“自省环节”，让百姓分享“本月我做的一件好事”或“本月我反省的一件错事”。

讲堂还设有“爱心互助角”，延续了乡约“患难相恤”的传统，百姓可在此捐赠闲置物品，帮助有需要的人，实现了“道德认知”到“道德行动”的转化。

（二）官民协同的治理逻辑：从“管控”到“共治”

《南赣乡约》并非纯粹的民间自治（王阳明以官方身份推动），也非单纯的官方管控（具体运行由民间主导），而是“官倡民办、官民协同”的治理模式：官方提供权威支撑与制度保障，民间负责具体执行与情感联结，二者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这与当代“党建引领+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高度契合。例如，广东佛山的“村居议事会”，由村党支部牵头（官方引领），村民自主选举议事代表（民间主导），议事时既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又结合本村的乡规民约与宗族习俗。

讨论“村口道路硬化”问题时，党支部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指导，议事代表则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如部分村民希望拓宽道路，部分村民担心占用农田），最终达成共识。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治理方向的正确性，又激发了民间的参与热情，避免了“政府大包大揽”或“民间无序自治”的弊端，正是对王阳明“官民协同”智慧的现代应用。

（三）因地制宜的治理创新：从“一刀切”到“本土化”

王阳明针对南赣“族群杂处、矛盾尖锐”的特殊情况，制定了侧重“良知唤醒、情感联结”的乡约，而非照搬宋代乡约的模式，这种“因地制宜”的思路，对解决当代基层治理“一刀切”问题极具价值。

如今，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差异巨大，基层治理必须结合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

- 西部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融入了民族习俗与宗教信仰（如藏族村寨的村规民约结合“行善积德”的佛教理念，蒙古族村寨的村规民约结合“草原互助”的传统），延续了王阳明“以本地文化解良知”的做法；

- 东部沿海地区的乡约（如浙江温州的村规民约），侧重“营商环境规范、诚信经营”，适应了商品经济发达的特点，如同李贽在麻城的乡约实践，兼顾了秩序与活力；

- 北方农村的村规民约，侧重“生态保护、防灾减灾”（如陕西榆林的村规民约规定“禁止乱砍滥伐，共同治理沙漠”），结合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王阳明“结合南赣实际定乡约”的逻辑一致。

这些本土化创新的核心，正是像王阳明那样，抓住治理的“根本”——人的内心认同与自觉行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基层治理的关键都在于“赢得民心”，而赢得民心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治理理念与百姓的生活、情感、文化相契合，让百姓从内心认同并自觉遵守。

六、结语：心学与乡治的永恒价值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不仅是明代乡约转型的里程碑（从民间自治到官民协同），更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结晶。它超越了单纯的“制度设计”，将心学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理念融入基层治理，实现了“治事”到“治心”的升华——治理不仅是制定规则、维护秩序，更是唤醒人的道德自觉，让人主动追求善、践行善。

这种“治心为本”的治理理念，在当代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如今我们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本质上就是要兼顾“外在的制度约束”与“内在的道德觉醒”。

从南赣的“良知堂”到今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从《南赣乡约》的“善恶簿”到今天的“道德红黑榜”，从王阳明的“官民协同”到今天的“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治理的形式在变，但“以人为本、以心治心”的核心不变。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心即理也，天下事虽万变，吾心之良知则不变。”基层治理的挑战层出不穷，但只要抓住“唤醒人的良知、凝聚人的共识”这一根本，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正是《南赣乡约》留给我们的永恒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对当代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