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明代乡约的“官民协同”转型（1/2）

——从民间自治到国家治理的融入

第一节：王阳明与《南赣乡约》心学思想与乡治实践的深度融合

一、南赣之乱：王阳明乡约实践的时代困局与治理契机

明正德年间，南赣（今赣南、闽西、粤北交界地带）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素有“山高皇帝远”之称。这里群山连绵，武夷山脉、南岭山脉纵横交错，交通闭塞，成为朝廷权力辐射的薄弱地带。

更复杂的是，这片土地上族群杂处：中原南迁的客家移民聚族而居，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部落散居山间，本地土着宗族固守祖地，多元群体的利益交织使得矛盾冲突一触即发。

明代中期，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南赣地区的豪强地主趁机大肆侵占民田，失地农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逃入深山沦为“流民”，甚至铤而走险成为“盗贼”。据《明实录·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初年，南赣“盗贼蜂起，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攻掠州县，屠戮乡民，村落为墟者不可胜数”。

正德四年（1509年），詹师富在福建漳州起兵，攻占龙岩、漳平；正德六年（1511年），谢志山在江西南安聚众，连破南康、赣州数县；正德七年（1512年），池仲容在广东和平作乱，控制浰头地区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除了流民作乱，宗族械斗也是南赣治理的顽疾。客家移民与本地宗族为争夺水源、土地频繁爆发冲突，甚至出现“一村举事，全族响应，械斗数月不休”的局面。赣南地方志《南安府志》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大余县庾岭乡的客家钟氏与本地陈氏因争占山林引发械斗，双方动用刀枪弓箭，死伤三十余人，官府介入后仍无法彻底平息。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部落与汉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畲族首领蓝天凤率领部众占据桶冈山区，与官府对抗十余年，声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走马上任时面对的是“官府政令难达，民间秩序崩坏”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的里甲制度因战乱彻底瓦解：里长、甲首或死于兵祸，或投靠豪强，户籍档案散佚，国家无法有效掌控人口与土地，赋税、徭役难以征收；

另一方面，民间自治组织完全失灵：宗族势力要么被豪强操控，成为欺压弱小的工具，要么在宗族械斗中内耗殆尽，而少数自发形成的民间规约，因缺乏权威支撑，根本无法约束众人行为。用王阳明在《请疏通盐法疏》中的话来说，南赣已是“纲纪荡然，礼教尽废，民不知有法，法不知有民”。

南赣的乱局本质是“礼法失序”——百姓既不信官府的严刑峻法（此前官府多次以重兵围剿，反而激化矛盾），也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的根基（传统的乡规民约、宗族家训在战乱中失效）。

王阳明抵达南赣后，并未急于用兵，而是深入乡村走访，与乡绅、老农、甚至归顺的“盗贼”交谈，最终得出结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民心不安，由于未有表率。”他敏锐意识到，单纯的军事镇压只能治标，唯有重建基层道德秩序，唤醒百姓的道德自觉，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而其心学思想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理念，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理论支撑。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性，“不假外求，吾性自足”，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盗贼”，心中都存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只是被私欲、愚昧遮蔽；

而“知行合一”则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认知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才算真正的“致良知”。将这一思想应用于治理，就是要通过教化唤醒百姓的“良知”，让他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而非单纯依靠法律的强制约束。这一认知，成为《南赣乡约》区别于宋代乡约的关键内核——宋代乡约侧重“制度约束”，而王阳明的乡约侧重“心性觉醒”。

二、《南赣乡约》的文本建构：心学理念的制度化落地

正德十二年（151。

每月朔望（初一、十五）的讲约仪式，王阳明设计得庄重而亲切，目的是通过仪式感强化良知的觉醒：

1. 焚香明志：众人抵达约所后，先由约长带领焚香，默念“反省己心，致其良知”，让众人从日常琐事中抽离，进入道德自省的状态；

2. 读约明理：由约正宣读乡约条文，每读一条，结合本地案例讲解其背后的良知内涵，例如读“患难相恤”时，讲述某乡人救助邻村受灾百姓的故事，说明“救人即是救己之良知”；

3. 提问解惑：众人自由提问，约长、约正现场解答，王阳明有时也会亲自参与，用百姓的语言化解他们的困惑；

4. 自省分享：自愿分享本月的自省心得，哪怕是“昨日与妻子争吵，今日反省是自己脾气不好，遮蔽了良知”这样的小事，也会得到肯定与鼓励；

5. 散约践行：约长总结“今日致良知，明日见行动”，众人各自散去，将讲约中的感悟转化为日常行为。

考古发现的赣南客家祠堂遗址中，不少留存有明代的“讲约台”遗迹，印证了这一实践模式。例如赣州赣县白鹭村的钟氏祠堂，祠堂内设有高约一米的石质讲台，台侧刻有“明正德间，阳明先生立约讲学于此”的字样，讲台前方留有整齐的石凳凹槽，可容纳五十余人就坐；

祠堂墙壁上还残留着墨书的《南赣乡约》条文片段，以及“孝顺父母，致其良知”“邻里和睦，此心光明”等标语。此外，福建长汀县的畲族村寨遗址中，发现了刻有“良知堂”字样的石碑，石碑背面刻着畲汉双语的乡约简化版，说明王阳明的乡约实践已覆盖到少数民族群体。

（二）善恶簿与奖惩：良知引导的制度保障与情感联结

《南赣乡约》设立“善恶簿”，由约史专门记录，但与宋代乡约的奖惩逻辑截然不同：宋代乡约的奖惩侧重“外部激励”（如酒食奖励、逐出乡约），而王阳明更强调“内在觉醒”与“社群情感联结”。

对于“善行者”，乡约的奖励方式分为三层：

1. 精神表彰：约长当众宣读其事迹，称其“良知光明，可为众人表率”，并将其名字写在“善簿”的显要位置，让其感受到社群的认可；

2. 仪式认可：赠予“良知之星”木牌（木质小牌，刻有“致良知”三字），可悬挂于家门，这在南赣地区成为一种荣耀，百姓认为“家门挂此牌，子孙皆向善”；

3. 社群扶持：若善行者有困难（如家人患病、农田歉收），约长组织众人相助，体现“善有善报，亦是良知共振”。

赣南地方志《赣州府志》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兴国县永丰乡的乡人陈守仁，常年照顾村中孤寡老人，约长将其事迹记入“善簿”，并赠予“良知之星”木牌。后来陈守仁的儿子病重，无钱医治，约长召集同约之人商议，众人自发凑钱请医，最终救活了孩子。

陈守仁感激涕零，约长却说：“你照顾老人时，是致你的良知；我们帮你，是致我们的良知，此乃分内之事。”

对于“有过者”，乡约的惩戒遵循“先教后罚、以情化人”的原则，分为五步：

1. 私下规劝：约正先私下约谈，晓之以良知之理，动之以邻里之情，让其自省；

2. 家族协助：若私下规劝无效，约正联系其宗族长辈，共同劝导，利用宗族情感唤醒其良知；

3. 公开警示：若仍不悔改，在讲约时公开其过错（隐去部分隐私），让社群舆论督促其反省；

4. 限期改过：给予三个月的改过期，约正定期回访，帮助其克服私欲（如赌博者，约正监督其参与农耕，转移注意力）；

5. 逐出乡约：若屡教不改，且行为严重违背良知（如偷盗、伤人），则逐出乡约，但仍保留“自新之门”——若日后改过，可申请重新加入。

龙南县乡人李某的案例尤为典型：李某沉迷赌博，输光家产，甚至偷卖祖田，其父母哭劝无果，约正先私下约谈，李某反驳：“我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约正反问：“你偷卖祖田时，可曾想过父母百年之后，你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你心中的羞恶之心何在？”李某无言以对，但仍未悔改。约正随后联系其宗族族长，族长召集族人训话，称“李某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更是整个宗族的脸”。

李某仍不悔改，约长在讲约时公开其过错，李某羞愧难当，闭门思过三日，最终主动向约长认错，并立下“永不赌博”的誓言。乡约众人不仅接纳了他，还凑钱帮他赎回祖田，李某此后勤恳农耕，成为乡约中的善行者。

王阳明得知后评价：“使其自悟良知，比刑罚惩治更有效也。刑罚能禁其身，不能禁其心；良知能治其心，自然能正其身。”

（三）乡约与军政：良知治理的延伸拓展与秩序重建

南赣地处边境，匪患虽平，但残余势力仍在，且民风彪悍，治安问题不容忽视。王阳明创造性地将乡约与军政结合，提出“保甲与乡约并行”：保甲负责治安防范，乡约负责道德教化，二者的核心都是“唤醒良知，共守秩序”。

具体而言，王阳明将乡约中的壮丁编入保甲，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保长、甲长从乡约的约正、知约中选拔（需“良知坚定、处事公正”）。保甲的职责不仅是剿匪防盗，更是“以良知守护乡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