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吕氏乡约》的“跨地域传播”（2/2）

在文化融合方面，乡约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的《邕州乡约》将壮族的“寨老制度”与乡约的“约正制度”有机结合，规定“寨老兼任副约正，参与乡约议事与纠纷调解”，既尊重了壮族的传统治理方式，又融入了汉族的乡约制度。乡约还将壮族的“三月三”歌圩、汉族的“重阳节”敬老活动纳入“礼俗相交”条款，鼓励各族村民共同参与。每年三月三，邕州的汉族与壮族村民齐聚河畔，唱山歌、抛绣球、互赠礼物；重阳节时，各族村民共同为老人祝寿，分享美食，增进民族感情。这种“文化融合”的治理模式，让乡约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得到了各族村民的广泛认同。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进攻邕州，汉族与壮族村民正是依靠乡约的互助机制，联合抵抗元军。壮族村民熟悉山地地形，负责侦察敌情、设置埋伏；汉族村民擅长制作兵器、修筑防御工事；各族村民轮流守城，相互支援，坚守城池三个月之久。城破后，各族村民依然顽强抵抗，谱写了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壮丽篇章。如今，这种“文化融合、民族团结”的智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依然闪耀。贵州黔东南的苗族村寨，推行“寨老+村规民约”制度，寨老负责传承苗族文化、调解纠纷，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其中“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条款，与宋代《播州乡约》一脉相承。为了保护苗族的传统手工艺，村规民约还规定“年轻村民需向老艺人学习银饰制作、蜡染技艺，不得擅自放弃”；同时，鼓励汉族游客参与苗族的民俗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广西壮族的乡村，则在村规民约中融入“三月三”民俗活动，规定“每年三月三举办民族文化节，各族村民共同参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这些实践，既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又促进了民族团结，让乡约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跨时空的对话：乡约智慧的当代回响

从陕西蓝田的千余字文本，到覆盖全国的乡约文化网络，《吕氏乡约》的传播与变异，本质上是传统治理理念与地域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所蕴含的“民间自治、协商共治、因地制宜、互助友爱”等智慧，不仅塑造了宋代的基层治理格局，更在千年后与当代基层治理形成了深刻的跨时空对话。

宋代乡约“核心宗旨不变、具体条款因地制宜”的传播特征，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如今，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差异巨大，“一刀切”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实际需求。陕西蓝田县作为《吕氏乡约》的发源地，深度挖掘乡约文化资源，推行“乡约积分制”，将遵守公序良俗、参与公益事业、孝敬父母、邻里互助等行为量化为积分，村民可凭积分在村里的“乡约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医疗服务、子女教育补贴等福利。为了让积分制更贴合当地实际，蓝田县还根据不同村庄的特点调整积分条款：山区村庄增加“生态保护、森林防火”积分项，平原村庄增加“农业互助、粮食生产”积分项，城镇周边村庄增加“文明经营、志愿服务”积分项。积分制推行后，蓝田县村民的文明素养显着提高，邻里纠纷减少了80%，公益事业参与率提升了60%，成为“古为今用”的典范。

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村寨，则在村规民约中融入东巴文化，将“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具体条款。纳西族世代居住在玉龙雪山脚下，有着“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当地村规民约规定：“不得砍伐古树、不得捕杀野生动物、不得污染溪流；游客进入村寨需遵守环保规定，不得乱扔垃圾；村民需轮流参与村寨环境保洁，违反者将被取消参与东巴祭祀的资格。”这些条款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传承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让丽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生态旅游的标杆。

宋代乡约“士大夫引领、官方支持、民间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也为当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提供了历史参照。如今，许多乡村推行的“党建引领+乡贤助力+村民参与”模式，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浙江德清的“乡贤参事会”，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文化名人、宗族长老等乡贤参与村务决策、调解纠纷、发展产业。乡贤们凭借自身的人脉、资源和威望，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退休干部发挥政策优势，帮助村里争取项目资金；企业家利用商业资源，引进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文化名人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政府则通过政策支持、资源保障，为乡贤参事会提供办公场所、经费补贴，将乡贤参事会的建议纳入村务决策程序。村民通过村民议事会、村规民约，主动参与自治实践，对乡村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下，德清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涌现出一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

从宋代的《吕氏乡约》到当代的村规民约，从蓝田的“民间实验”到全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乡约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在跨越千年的时光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基层治理既要坚守“以民为本、公平公正”的核心宗旨，又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充分尊重民间的智慧与创造力；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又要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热情，形成治理合力。在当代基层治理的探索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吕氏乡约》中汲取智慧，将传统治理理念与现代治理技术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地域实际的基层治理体系。

从关中平原到江南水乡，从塞北边陲到西南山寨，乡约的智慧如同一颗颗种子，在不同的地域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枝叶繁茂的治理之树，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历史滋养。这种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