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总结——历史里的乡土智慧，当下的治理底气（2/2）

在权责划分上，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各级治理单元的核心职责与权力边界：县级政府聚焦政策制定、资源统筹、监督考核，将具体事务性、服务性职能下放至乡镇（街道），不得随意将县级责任转嫁至基层 ；乡镇（街道）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负责政策落地、矛盾化解、资源整合，赋予其相应的人事管理权、财政支配权、事务协调权、执法权，如浙江某县制定《乡镇（街道）权责清单》，明确县级下放32项权力（包括部分行政执法权、财政支配权）、保留18项县级核心职责，乡镇可自主调配30%的财政资金，有效解决了“权小责大”问题 ；村（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元，聚焦民生服务、邻里调解、社区治理、群众动员，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指标与行政负担，如某省开展“基层减负专项行动”，取消村（社区）承担的43项不必要考核指标，让基层干部能够集中精力服务群众 。同时，将各级治理单元的职责、权力、义务以清单形式明确下来，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杜绝推诿扯皮、权责倒挂现象。

在资源配置上，建立“权责与资源匹配”机制，确保基层“有权办事、有能办事”。加大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财政投入，如某省规定县级财政向乡镇（街道）倾斜，乡镇（街道）财政收入留存比例不低于60%，村（社区）办公经费、干部待遇纳入县级财政保障 ；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公开招录、定向培养、待遇提升、晋升激励”等方式，吸引年轻人才加入基层干部队伍，如广东某地级市面向高校毕业生招录“基层治理专干”，给予事业编制待遇，缓解基层人员短缺问题 ；优化基层办公条件，为乡镇（街道）、村（社区）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执法工具、服务设施，提升基层治理的硬件水平。

在考核机制上，借鉴唐代“考课制度”的务实导向，建立以“民生实效、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减少对“台账数量、报表质量、迎检次数”等形式化指标的考核，增加对“矛盾化解率、群众办事满意度、民生项目落地成效、群众投诉办结率”等实质性指标的权重；引入群众评价、第三方评估、媒体监督等多元评价主体，如四川某街道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占干部考核权重的40%，倒逼干部聚焦民生实事 ；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治理难度，制定个性化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奖惩、晋升、待遇直接挂钩，形成“干好干坏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协同机制上，构建“自上而下贯通、自下而上反馈”的双向沟通渠道。一方面，通过“网格化管理”“驻村（社区）干部”“包联到户”等制度，让上级政策能够快速传递到基层、落实到群众；另一方面，建立“民情恳谈会”“村民议事会”“社区听证会”“线上意见箱”等常态化反馈机制，如广东某村每月召开“村民夜谈会”，村干部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半年收集并解决民生诉求127件；浙江某社区开设“线上议事群”，群众可随时反馈问题，社区干部24小时内回应 ，让群众的诉求能够及时向上传递，为政策制定、治理优化提供参考。同时，推进“跨部门协同”，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如某乡镇成立“基层治理协同中心”，整合公安、民政、司法、卫健、环保等部门的基层力量，实行“一站式办公、联合执法、联合服务”，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推诿扯皮”问题 ，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开展联合执法、联合服务，形成治理合力。

（二）坚守“贴民心、办实事”初心，践行务实为民的治理导向

唐代乡里治理“聚焦民生、务实高效”的导向，是当代基层治理必须坚守的核心初心。面对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等问题，应回归“以民为本”的本质，将“办实事、解民忧、惠民生”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让治理举措真正贴合基层实际、满足群众需求。

在治理重点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配置治理资源。农村地区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关爱等核心任务，如山东某村聚焦“灌溉难”问题，争取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修缮老旧水渠10公里，引入节水灌溉技术，让村民灌溉成本降低50%，粮食亩产提高30%；安徽某村针对“留守儿童无人管”问题，利用村集体闲置房屋建设“留守儿童之家”，聘请退休教师担任辅导员，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服务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改善生活条件。城市社区应聚焦“民生服务”，关注养老、托幼、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环境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如上海某社区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康复驿站、助浴点，解决了2000余名老人的养老难题；北京某社区针对“幼儿入托难”问题，引入普惠性幼儿园，开设“延时托管”服务，缓解了年轻父母的育儿压力 ，解决群众“办事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

在治理方式上，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摒弃形式主义，推行“简约高效、便民利民”的治理模式。深入开展“走村入户”调研，要求基层干部每月至少一半时间下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真实需求 ，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群众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治理方案，避免“一刀切”“照搬照抄”；减少不必要的台账、报表、会议，如某省推行“无会周”“合并会议”“线上会议”制度，要求基层会议减少30%以上，台账报表减少40%以上 ，让基层干部能够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一站式服务”“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整合政务服务资源，在乡镇（街道）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在村（社区）设立“便民服务站”，如河南某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整合民政、社保、医保、户籍、残联等12个部门的服务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最多跑一次”，群众办事平均时间从1天缩短至2小时；浙江某村设立“代办点”，由村干部、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代办服务 ，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在治理成效上，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建立健全群众评价反馈机制，通过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现场走访、线上评议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群众对治理举措、服务质量的评价与意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台账管理、限时办结、跟踪督办、销号管理”制度，如某街道建立“民生诉求台账”，明确办理责任人、办理时限，每周公示办理进度，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定期公开治理成效与群众评价结果，接受群众监督，如某社区每季度召开“民生实事报告会”，向居民公开民生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群众评价结果，让群众“看得明白、心里踏实” ，让基层治理在群众的参与与监督下不断优化提升。

（三）激活“聚合力、共治理”基因，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借鉴唐代“官治+民治”的多元治理格局，针对当代基层治理力量薄弱、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应充分激活民间治理力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自治、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合力。

在主体培育上，重点激活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宗族组织、企业等民间力量，构建“多元共治主体库”。乡贤方面，通过“乡贤返乡”“乡贤聘任”等方式，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优秀退役军人、道德模范等乡贤参与村（社区）治理，如江苏某村成立乡贤理事会，邀请15名乡贤参与，半年内调解矛盾38起，募集公益资金50万元，引进农产品加工厂1家，带动村民增收 ；设立“乡贤调解室”“乡贤议事会”等平台，让乡贤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公益事业、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志愿者方面，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机制，如北京某社区组建“银发志愿者队”“青年突击队”“专业服务队”（涵盖法律、医疗、教育等领域），注册志愿者达800余人，年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某省建立“志愿者星级评定”“服务时长认定”制度，志愿者可凭服务时长兑换公共服务或生活用品 ，鼓励党员、青年、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养老服务、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应急救援、课业辅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组织方面，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公益组织等民间组织，如浙江某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场地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500余家，涵盖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环保等多个领域 ，支持其承接基层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矛盾调解等职能，发挥其专业化、精细化服务优势；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指导与监管，规范其运行机制，提升其服务能力。宗族组织方面，引导宗族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如广东某村引导宗族组织修订族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其中，规范族人行为；组织宗族互助活动，救助贫困族人、关爱留守老人儿童 ，同时抑制宗族组织的消极作用，防止宗族势力干预基层政权、引发宗族矛盾。企业方面，鼓励企业参与基层治理，如某地级市推行“企业结对帮扶村（社区）”制度，企业通过捐赠公益资金、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助力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 ，形成“企地共建、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参与机制上，搭建多元化的参与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有机会参与、有能力办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业主大会等议事决策机制，明确重大事项必须经群众议事决策通过，确保群众对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让群众能够直接参与村（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与管理；推进“微治理”模式，针对邻里纠纷、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垃圾分类等“微事务”，设立“微议事”“微投票”“微志愿”“微监督”等平台，如湖南某社区推出“微心愿”平台，群众可线上发布需求（如“希望有人帮忙检修家电”“需要课业辅导”），志愿者认领完成，半年实现“微心愿”423个；浙江某村设立“村民议事角”，村民可随时讨论村里的小事，及时化解矛盾 ，鼓励群众从小事入手、从身边事做起，积极参与治理；利用数字化平台搭建“线上参与”渠道，开设“意见征集”“建言献策”“线上投票”等栏目，如某城市社区通过线上平台征集“社区环境整治方案”，收到群众建议100余条，最终采纳23条 ，让群众能够随时随地参与治理、反馈意见，提升参与的便捷性与积极性。

在激励保障上，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参与热情。精神激励方面，对表现突出的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企业等，给予表彰奖励、荣誉称号（如“优秀乡贤”“星级志愿者”“公益企业”），通过村（社区）公告栏、微信公众号、表彰大会等方式进行宣传 ，增强其荣誉感与归属感；政策支持方面，在项目审批、资金扶持、场地提供、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如对参与基层公益事业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免费办公场地 ；物质激励方面，建立“积分制”“时间银行”等制度，如深圳某社区推行“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志愿者服务1小时可存入1个“时间币”，未来可兑换同等时长的志愿服务或生活用品，吸引了3000余人加入；某村推行“治理积分制”，村民参与公益劳动、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村集体福利 ，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能力保障方面，加强对民间治理力量的培训指导，定期组织乡贤、志愿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政策解读、矛盾调解、服务技能等培训 ，提升其组织协调、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等能力，为其参与治理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支持。

（四）融合“便民利民”理念，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均衡发展

唐代乡里治理“便民利民”的理念，为当代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遵循。针对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数字鸿沟”、技术脱离实际、信息孤岛等问题，应坚持“以人为本、技术赋能、均衡发展、便民高效”的原则，让数字化技术真正服务于基层治理、惠及全体群众。

在技术应用上，坚持“实用、便捷、易懂、适配”的原则，避免过度追求技术先进性而忽视实用性。简化数字化平台的功能与操作流程，删除不必要的功能模块，优化界面设计，让平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开发“适老化”“适农化”版本，如支付宝、微信推出“长辈模式”，字体放大、功能简化、语音提示，覆盖社保查询、话费充值、生活缴费等高频服务，全国超2亿老人使用；某省推出“乡村版政务app”，增加语音输入、视频指导、方言识别等功能，方便农村群众使用 ；聚焦群众高频办事事项，推进“一网通办”“掌上办”“就近办”，如某省实现社保缴费、医保报销、户籍办理、不动产登记等100余项高频事项“掌上办”，群众办事平均时间缩短60% ，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保留线下办事渠道，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设立专门窗口，为老年群体、数字弱势群体提供兜底服务 ，确保群众“办事有选择、服务不缺位”。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治理的精准度与实效性，如杭州某街道通过大数据分析居民出行数据、消费数据、诉求数据，发现老年群体“买菜难”“就医难”问题突出，随即引入生鲜超市、开通便民班车对接医院，精准解决了群众需求；某省利用大数据建立“基层矛盾预警平台”，对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征地拆迁等领域的矛盾隐患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警，将80%以上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实现治理资源的精准配置、治理举措的精准推送、治理风险的精准防控。

在弥合“数字鸿沟”上，加大对老年群体、偏远地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群体等的数字技能培训力度。开展“数字技能进社区、进农村”专项行动，如浙江某县组织志愿者、基层干部、大学生村官进村入户，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政务app、线上支付等，半年培训超1.2万人次；某社区开设“数字技能培训班”，每周举办1次，帮助老年居民掌握基本数字技能 ；优化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网络覆盖投入，提高网络覆盖率与网速，降低网络使用成本，让农村群众能够便捷地使用数字化服务 ；针对老年群体、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帮办”等个性化服务，如某社区成立“帮办代办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提供免费代办服务，解决其“不会办、不能办“不会办、不能办”的难题 ，确保其不会因“数字鸿沟”而无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在数据共享与安全上，打破“信息孤岛”，构建统一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如广东某地级市搭建“基层治理大数据平台”，整合公安、民政、卫健、社保、住建、环保等28个部门的数据，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一次采集、多部门共用”，基层干部填报工作量减少60%，群众办事无需重复提交材料 ，推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数字化平台之间的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存储、使用、传输等环节的操作流程，对涉及群众个人隐私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严格限制数据访问权限，防止数据泄露 ，保护群众的个人信息安全；建立数据质量审核机制，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为基层治理决策提供可靠支撑。

（五）立足“时代新需求”，创新治理模式与治理手段

唐代乡里治理智慧是在农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要使其在当代焕发活力，必须结合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需求、新挑战，进行创新性发展。面对人口流动加剧、利益诉求多元、治理场景复杂、风险隐患增多等新情况，应创新治理模式与治理手段，让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技术深度融合。

在人口流动治理方面，针对乡村“空心化”与城市社区“陌生人化”的问题，创新“流动式治理”与“融合式治理”模式。对于农村地区，推行“党建引领+乡贤治理+志愿服务+数字赋能”的模式，如安徽某空心村邀请退休干部担任“名誉村长”，组织乡贤捐款修路、改善基础设施，引进农产品加工厂，带动村民增收；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留守老人儿童关爱系统”，实时监测其生活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及时响应 ，弥补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的治理力量不足；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通过“一对一帮扶”“定期走访”“亲情视频连线”“应急救助”等方式，解决其生活困难、情感孤独、安全保障等问题 。对于城市社区，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社区融合+流动人口服务”的模式，如上海某社区将流动人口纳入“网格管理”，设立“新居民服务站”，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子女入学咨询、社保转移、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组织“新居民融入活动”，让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文化活动，增强其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建立“流动人口信息动态管理系统”，实时掌握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生活等情况，提供精准服务。

在矛盾化解方面，借鉴唐代乡规民约、邻里调解的经验，创新“多元化、智能化、源头化”矛盾化解模式。健全乡规民约、社区公约，如浙江某村将“禁止高空抛物”“垃圾分类”“文明养犬”“邻里互助”等内容纳入乡规民约，通过村民投票通过后严格执行，同时建立“红黑榜”制度，对遵守公约的村民进行表彰，对违反公约的进行劝导，邻里矛盾减少40%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法律法规等融入其中，引导群众自觉遵守；建立“村（社区）调解、乡镇（街道）调解、县级调解”三级矛盾调解体系，吸纳乡贤、律师、退休干部、法官、检察官、心理专家等加入调解队伍，如山东某县组建“乡贤调解团”“律师调解队”，聘请200余名调解员，矛盾化解成功率达92%；某社区设立“心理调解室”，邀请心理专家为群众提供情绪疏导、心理辅导，化解因家庭琐事、邻里纠纷引发的心理矛盾 ，形成“一站式”矛盾化解平台；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线上调解”渠道，如某省推出“互联网+调解”平台，群众可随时申请调解，调解员线上接单、线上调解，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加强矛盾源头预防，通过大数据分析矛盾高发领域、高发原因，提前制定防控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发生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应急治理方面，借鉴唐代“村社互助、邻里相帮”的经验，构建“多元协同、快速响应、精准防控”的应急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基层应急预警机制，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对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地震）、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等风险隐患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警 ，及时向群众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组建基层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如四川某乡镇组建“邻里应急队”，配备灭火器、救生绳、急救箱、冲锋舟等应急救援设备，邀请专业人员开展应急演练和技能培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在汛期成功转移群众500余人 ；建立“邻里互助”应急机制，在社区、村庄划分应急互助小组，明确互助责任，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氛围 ；完善基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根据当地风险类型，储备充足的应急食品、饮用水、药品、救援设备等物资，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调配使用 ；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强基层与县级应急、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的协同配合，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在乡村振兴与城市治理融合方面，创新“城乡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治理模式。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如某地级市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结对帮扶”制度，城市社区向乡村输出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应、休闲旅游等服务 ；推进“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协同建设，实现城乡政务服务互联互通、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村群众能够享受与城市群众同等的公共服务 ；创新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借鉴唐代“劝农兴产”的经验，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培育乡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加强城乡环境协同治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城市环境治理一体化，建立城乡垃圾分类处理、污水处理联动机制，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

四、结语：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双向奔赴

从唐代的“乡官亲民、里正协理”到当代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从唐代的“劝农兴产、解民忧难”到当代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从唐代的“乡规民约、邻里互助”到当代的“社区公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的形式与手段虽历经千年变迁，但“以民为本、务实为民、协同共治、扎根乡土”的核心理念始终未变。唐代乡里治理留下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当代基层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与底气所在。

这份历史智慧给予当代基层治理的底气，不仅在于提供了破解现实难题的具体路径，更在于传递了一种扎根乡土、心系百姓的治理初心，一种尊重基层实际、注重务实实效的治理作风，一种凝聚多方力量、协同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基层治理最深厚的力量蕴藏在群众之中，最有效的举措扎根在现实土壤之中。唐代乡里治理之所以能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它抓住了“民心”这个根本，以务实的举措解决了百姓的实际问题，以多元的参与凝聚了治理的合力，以清晰的权责保障了治理的效能。

当代基层治理既要从唐代乡里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传承那份“接地气、办实事、聚合力”的治理逻辑，避免走“形式主义、脱离实际、单打独斗”的弯路；更要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群众的新期待，以创新的思维、务实的作风、高效的举措，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新矛盾、新挑战。要让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技术深度融合，让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发力，让治理举措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构建起更有温度、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基层治理体系。

说到底，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对“人”的服务与关怀，是对“民生”的守护与改善。从唐代的“乡规民约”到当代的“社区公约”，从唐代的“邻里互助”到当代的“志愿服务”，从唐代的“劝农兴产”到当代的“乡村振兴”，变化的是治理的形式与载体，不变的是对乡土安宁、百姓幸福的追求。这份从历史中走来的治理智慧，终将在当代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基层治理行稳致远的坚实底气，守护住乡土的安稳与烟火气，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书写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美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