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乡官群体——联动机制的执行核心与局限焦点（2/2）

开元末年，淮南某乡因县府下达的赋税指标较往年提升五成，当地因上年洪涝收成减产，民户根本无力缴纳。乡官若如实上报灾情申请减赋，大概率会被县府以“怠惰履职”问责；若强制征收，又恐引发民户反抗，最终选择虚报赋税完成率，私下劝说富户暂借钱款垫付，却未向县府说明实情，导致次年县府按原指标加征，民户负担更重，户籍逃亡现象加剧，户籍与赋税联动的治理功能彻底失效；另一乡的里正发现辖区内灌溉水渠破损，若不及时修缮，春耕灌溉将受影响，但因担心修缮需动用民力，若协调不当被认定为“擅自征役越权”，便迟迟未上报处理，也未组织修缮，待春耕时水渠彻底断流，数十亩农田无法灌溉，颗粒无收，民户怨声载道。此外，部分乡官借权力边界模糊的漏洞，肆意扩大职权，擅自增加徭役天数、侵占乡间公共林地、收受民户财物为其规避徭役，进一步激化基层矛盾，破坏联动机制的公信力。

当代基层治理中，部分地区也存在“权力清单不清晰”“责任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基层干部要么因怕越权问责而“不敢为”，遇事推诿扯皮；要么因权限模糊而“乱作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唐代乡官的履职困境本质一致。这一历史实践提醒我们，必须明确基层干部的权力边界与责任清单，以制度化方式界定履职范围，做到“权责对等”；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基层干部在合理权限内的履职探索予以包容，打消“怕问责、不敢为”的顾虑，杜绝“乱作为、越权为”的乱象，保障基层治理联动的有序推进。

（三）腐败问题频发侵蚀联动机制的信任基础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体系，且乡官待遇微薄、无稳定保障，唐代乡官群体的腐败问题愈发突出，成为侵蚀联动机制公信力、破坏官民关系的重要隐患。乡官虽无品秩，却掌握着户籍登记、赋税征收、徭役调配、纠纷裁决等直接关联民众利益的实权，而封建体制下县府对基层的监督薄弱，乡土社会的人情羁绊又为腐败提供了空间，使得腐败行为屡禁不止。

乡官腐败主要表现为四类情形：一是虚报灾情、截留赋税，征收租庸调时以各类名义额外摊派，将截留钱款据为己有，或与县府吏员勾结，虚报受灾面积套取救灾粮款；二是权钱交易、偏袒徇私，在土地分配、纠纷调解中，收受富户财物，刻意偏袒利益相关方，侵害贫农权益；三是隐瞒户籍、规避负担，与富户串通，虚报民户年龄（如将成年男子报为未成年）、隐匿田亩数量，帮助富户逃避赋税徭役，将负担转嫁给普通民众；四是侵占公共资源，挪用乡间水利修缮经费、救灾物资、公共粮仓粮食等，用于个人消费或补贴宗族。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之后，乡官贪浊日盛，赋役不均，富者巧避免税，贫者重负难支，民多弃田流亡，乡里萧条”，精准描绘了乡官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天宝年间，河南道某乡官与当地富户勾结，将富户的千亩良田虚报为“贫瘠薄田”减免赋税，又把这部分赋税额度分摊到贫农身上，导致贫农赋税翻倍，半年内就有三十余户弃家逃亡，乡里户籍人口锐减，原本顺畅的“户籍—赋税—民生”联动链条彻底断裂，县府无法精准掌握基层情况，赋税征收难以为继，基层秩序持续动荡。乡官腐败不仅造成国家财政损失、基层治理失序，更严重透支了民众对官府的信任，让联动机制失去民众支撑，最终动摇基层治理根基。

当代基层治理中，少数干部存在的虚报冒领惠民资金、吃拿卡要、利用职权谋私等腐败行为，与唐代乡官腐败的本质一致，都是权力缺乏监督、利益诱惑驱动的结果。唐代的历史警示我们，基层干部手握民生实权，必须构建全链条监督体系，强化上级常态化督查、民众常态化监督、舆论公开监督，拓宽举报渠道，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同时完善基层干部待遇保障体系，提高薪酬待遇、畅通晋升渠道，消除“以权谋私”的利益动机，通过“严管+厚爱”筑牢干部廉洁履职的防线，维护基层治理的信任基础。

（四）身份尴尬导致“夹心层”困境

唐代乡官“非官非民”的特殊身份，使其陷入“上受县府施压、下遭民众抵触”的夹心困境，履职积极性持续受挫，直接影响联动机制的执行效能。从身份属性来看，乡官代表县府执行政策，承担官方治理职责，却无正式官籍品秩，不被纳入官僚体系，社会地位低下，常被士大夫阶层轻视；从民众认知来看，乡官负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直接触碰民众利益，被视为“官府的爪牙”，难以获得民众信任，缺乏群众基础。

这种身份尴尬让乡官履职两头受困：县府对乡官考核严苛，赋税征收、徭役完成、户籍管控等指标若未达标，轻则鞭打问责，重则罢官追责；而民众对赋税、徭役等政策本就存在抵触情绪，乡官作为直接执行者，极易成为矛盾焦点，若严格执行指令，可能引发民众反抗，若体恤民众放缓执行，又会面临县府惩处。

肃宗年间，关中某乡官接到县府指令，征调民众参与修建官道，工期紧、任务重，民户因农忙不愿前往。乡官若强行征调，遭到民户围堵阻拦，甚至有人砸毁其住所；若不执行，县府派吏员督查问责，对其杖责二十，责令限期完成。两难之下，乡官只能勉强动员少量民众，最终未能按期完工，再次被县府罢官；相邻乡的里正因同情民户收成不佳，未按指标完成赋税征收，县府直接将其押至县衙问责，责令补齐赋税，其家人只能变卖田产垫付，最终落得家徒四壁。这种“左右为难、两头受气”的困境，让多数乡官逐渐失去履职积极性，选择敷衍塞责：对县府指令应付了事，对民众诉求视而不见，导致“县—乡—民”的联动链条断裂，联动机制彻底失灵。

当代基层干部也常面临类似的夹心困境：上级部门考核指标繁杂、压力较大，需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而民众诉求多元多样，对政策执行的期待较高，若无法平衡上级要求与民众需求，极易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局面，影响工作推进效率。唐代的实践启示我们，需明确基层干部的身份定位，将其纳入规范的职业体系，提升社会认可度与职业认同感；同时完善考核机制，兼顾工作实绩与基层实际，给予基层适度的自主调整空间，建立上级容错机制；此外，通过政策宣传、政务公开等方式，让民众理解基层工作，搭建干部与民众的沟通桥梁，化解履职的双向压力，破解夹心困境。

三、乡官群体局限的根源与当代启示

唐代乡官群体的履职困境与角色短板，并非单纯的个人品行或能力问题，而是封建制度本质、治理体系缺陷与时代环境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封建专制体制下，基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国家统治与地主阶级利益，乡官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管控基层的“工具”，民众权益并非治理核心，这决定了乡官的角色定位存在先天偏差；选拔标准模糊、考核机制单一、监督体系缺失，为乡官素质失衡、腐败不作为提供了制度漏洞；而“非官非民”的身份定位、微薄的待遇保障，进一步消解了乡官的履职积极性，这些根源性问题，为当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锚定“以人民为中心”导向，重塑基层干部角色定位

唐代乡官的诸多问题，核心是“官本位”导向下的角色错位，治理重心偏向国家统治需求，忽视民众实际利益。当代基层治理需彻底摒弃这一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基层干部的角色从“政策执行者”转变为“群众服务员”，把民众满意度作为履职核心标准。基层干部在推进工作时，需兼顾国家政策要求与民众实际承受能力，通过入户走访、座谈沟通等方式倾听诉求，推行柔性执法、人性化服务，在赋税征收、民生保障等工作中兼顾公平与温度，化解利益冲突，赢得民众信任，构建良性官民互动关系，为基层治理联动机制筑牢群众基础。

（二）构建“选拔—考核—监督”闭环体系，夯实干部队伍根基

唐代乡官治理乱象的关键，在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选拔随意、考核片面、监督缺位。当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需搭建“选拔—考核—监督”三位一体的闭环体系：选拔环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绩为要”，重点考察群众工作能力与基层实践经验，通过公开招考、差额选拔、群众评议等方式，确保人选适配基层岗位；考核环节优化评价标准，兼顾量化指标与质性成效，融合上级评价、群众评价、实绩核查，杜绝“唯指标论”，注重工作实效与长远影响；监督环节构建多元监督网络，整合上级纪检督查、民众日常监督、舆论公开监督，明确监督内容与问责标准，对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严肃追责，保障干部队伍廉洁高效。

（三）明晰权责边界、完善保障机制，破解基层履职困境

唐代乡官的夹心困境与履职乱象，与权责模糊、待遇微薄直接相关。当代基层治理需精准施策破解：一方面，制定清晰的基层干部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明确履职范围、权限边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实现权责对等；另一方面，完善待遇保障体系，合理提升薪酬水平，畅通晋升渠道，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基层干部的职业获得感与社会地位；同时建立科学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容错情形与边界，对干部在履职中的合理探索、无意失误予以包容，打消“怕问责、不敢为”的顾虑，鼓励干部主动担当作为。

（四）强化能力赋能，提升基层干部治理水平

唐代乡官素质参差不齐，核心原因是缺乏系统培育。当代基层治理需加强干部能力建设，构建常态化培训体系：培训内容聚焦政策解读能力、法律法规运用能力、群众沟通技巧、应急处置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基层核心需求，贴合实际工作场景；培训方式结合案例教学、实地演练、经验交流等，避免形式化；同时建立“传帮带”机制，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结对帮扶新干部，帮助其快速适应基层环境、掌握治理方法，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干部队伍，为基层治理联动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人才支撑。

综上，唐代乡官群体作为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核心执行主体，其履职成效直接决定联动机制的运行质量，而其面临的素质、权责、腐败等问题，也暴露了封建基层治理的深层缺陷。梳理乡官群体的角色定位与履职困境，不仅能更清晰把握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运行逻辑，更能为当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当代基层治理需以史为鉴，通过明确角色导向、完善制度体系、强化保障赋能，打造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推动基层治理联动机制高效运转，实现“上下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