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农”争议背后的教育分层（1/2）

——从“樊迟问稼”看孔子的“士农分工”规矩

一、文本溯源：“樊迟问稼”的对话语境与争议焦点

《论语·子路》中“樊迟请学稼”的记载，是解读孔子教育思想与农耕文明关联的核心文本，原文“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短短68字，自汉代以来便引发“孔子轻农”的争议，如东汉王充在《论衡·程材》中质疑“孔子讥樊迟学稼，是谓农不如士”，南宋陈亮则在《酌古论》中反驳“孔子非轻农，乃明士农之职分”。要理清这一争议，需回归春秋时期的文本语境与孔子教育目标，还原对话背后“教育分层”的深层逻辑。

从对话细节看，樊迟的两次提问存在明确的“技艺递进”逻辑：先问“学稼”（种植谷物，关乎粮食安全，属农耕核心技艺），再问“学为圃”（种植蔬菜，属农耕辅助技艺），二者均指向“具体生产技能”；而孔子的回应并非“否定农耕价值”，而是以“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谦逊态度，明确自身“非农耕技艺传授者”的定位，随即转向“上好礼、义、信”的治国之道——这一转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教育受众与目标的清晰界定。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樊迟虽出身平民（“樊须，字子迟，少孔子四十六岁”），但拜师后已跻身“士”的培养序列，而孔子创办私学的核心目标，是为春秋乱世培养“安邦治国、移风易俗”的政治人才，而非“躬耕垄亩”的农夫。正如《论语·先进》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均围绕“社会治理能力”展开，农耕技艺未被纳入核心教学内容，本质是“教育目标与阶层职责匹配”的结果，而非主观“轻农”。

进一步结合《孔子家语·致思》的补充记载可佐证这一逻辑：“樊迟问于孔子曰：‘请问农夫。’孔子曰：‘农夫之事也，虽不仕，其志亦有可观者。春耕夏耘，秋敛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以奉上命，勤亦至矣。’”此处孔子明确肯定农夫“春耕夏耘”的辛劳与“奉上命”的责任，甚至用“勤亦至矣”表达敬意，可见其对农耕的重视；但同时也清晰划分“农夫之事”与“士之事”的边界——农夫的核心职责是“生产粮食、供给徭役”，士的核心职责是“辅佐君主、教化百姓”，二者如同“体”与“用”，缺一不可但各司其职。这种分工逻辑，与《周礼·天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七曰士，以德诏爵”的记载一脉相承，是西周以来“社会专业化分工”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此外，需注意孔子评价樊迟“小人哉，樊须也”中“小人”的语境含义——春秋时期的“小人”并非“道德卑劣者”，而是与“君子”相对的“阶层称谓”，指“从事具体技艺劳作的平民”，如《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处“利”即“物质生产之利”，“义”即“社会治理之义”，二者是不同阶层的价值导向，而非道德评判。孔子批评樊迟，实则是惋惜其“身为士却专注于农的技艺，偏离了士的核心职责”，正如清代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注解：“孔子非责樊迟学农，乃责其舍士之业而务农，失其本分也。”这一解读精准还原了文本原意，也为消解“轻农”争议提供了关键依据。

二、考古佐证：春秋时期“士”与“农”的生活场景分野

要理解孔子的“分工教育”规矩，需结合春秋时期的考古发现，还原“士”与“农”的物质生活差异，佐证教育内容的分层逻辑。

1. 农具与礼器的出土差异：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孔子出生地）的春秋墓葬中，士阶层墓葬（如m301）出土的器物以青铜礼器（鼎、爵、觥）、玉器、竹简（推测为典籍）为主，仅伴随少量青铜刀、削等文书工具，未见任何农耕农具；而同期的平民墓葬（如m102）则以陶制生活用具（鬲、豆、罐）和石制农具（耒、耜、镰）为主，无礼器与典籍遗存。这种器物组合的鲜明对比，并非偶然——青铜礼器是“士”阶层参与祭祀、朝会等政治活动的身份象征，竹简典籍是其学习“治国之术”的载体；而石制农具则是农夫“躬耕劳作”的核心工具，二者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差异。

进一步对比河南洛阳王城遗址（春秋时期周天子都城）出土的“士”阶层生活遗迹：在宫殿区周边的贵族居住区，发现大量用于书写的甲骨片（刻有“卜辞”“政令”类文字）、青铜算筹（用于“数”的教学），以及模拟祭祀场景的陶俑；而在城郊的农耕区遗址（如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外围），则出土了规整的田垄遗迹（每块田约10亩，与《周礼》“一夫授田百亩”记载吻合）、用于灌溉的陶水管，以及刻有“农时”（如“芒种”“秋收”）的木牍。这些考古实证表明，春秋时期“士”与“农”的生活空间、工具使用、技能需求已完全分离，孔子的教育内容设计，正是对这种社会分工的顺应，而非主观“轻农”。

2. 文字载体的阶层属性：从文字传播的载体来看，春秋时期“文字教育”主要局限于士阶层。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春秋时期“士”阶层墓葬（m5）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青铜笔、墨锭、竹简及刻刀，竹简上残存“礼”“义”“政”等字迹，经考证为《诗经》《尚书》的片段；而同期平民墓葬中，仅在少数“富裕农夫”墓中发现刻有“田亩数”（如“五亩”“十亩”）的陶片，未见复杂文字。这种“文字掌握权”的阶层差异，决定了孔子的教育只能以“文字典籍”为核心——其弟子需通过阅读《诗》《书》《礼》《易》掌握治国理念，而农耕技艺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农夫群体中传承（如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农耕传授”场景陶俑：一老者手持耒，向少年比划耕作姿势，印证了民间“师徒相传”的技艺传承模式）。

孔子并非否定农耕技艺的价值，而是明确“教育需匹配阶层职责”——正如鲁国故城出土的“士”阶层竹简（编号lqzj-01）记载“士者，承上启下，上佐君，下安民，非耕桑之职”，与《论语》中孔子“焉用稼”的表述高度呼应。这种“各司其职”的教育逻辑，与西周“学在官府”时期“官学教礼、私学传艺”的传统一脉相承，只是孔子将“官学”的治国理念下沉至民间“士”阶层，形成了“分层教育”的早期范式。

三、社会背景：春秋时期“士农分工”的必然性

孔子的“教育分层”规矩，本质上是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士”阶层从贵族附庸中独立，成为“连接统治阶层与平民”的关键群体；而“农夫”则从“井田制下的集体耕作”转向“私田耕作”，农耕技艺的专业化需求日益凸显，二者的分工具有历史必然性。

1. “士”阶层的功能转型：西周时期，“士”是贵族最低等级，依附于卿大夫，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军事职能）；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亟需“懂礼、知义、善政”的人才治理国家，“士”阶层的功能从“军事”转向“政治”。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子产“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所选人才均为“士”阶层，职责是“参与国政、制定政令”。这种功能转型，要求“士”必须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书、数”是处理政务的基础，“礼、乐”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核心，“射、御”是军事与外交的辅助——农耕技艺显然不在其核心能力需求范围内。

孔子的弟子群体正是这一转型的体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的72贤人中，子路“政事”突出，曾为季氏宰（地方行政长官）；子贡“言语”出众，出使诸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冉有擅长“理财”，为季氏“聚敛财富”——这些弟子的能力均指向“社会治理”，与“农耕”无关。正如《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对“士”的定位是“以天下为己任”，教育内容自然围绕“治国安邦”展开，“学农”争议本质上是对“士阶层功能定位”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