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退休厅官（1/2）

监视居住的第七天，李为民提出了谈话要求。

不是提审，是他主动要求的谈话——这其中的微妙区别，让专案组的年轻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只有苏清越明白，这位退休多年的副厅级干部，正在用他熟悉的方式，重新定义这场交锋的“规则”。

“他想掌握主动权。”会议室里，苏清越对专案组成员分析，“主动要求谈话，而不是被动等待讯问。这说明他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被调查的现实，但不想被完全牵着鼻子走。他需要一种‘配合调查’的姿态，而不是‘接受审讯’的被动。”

负责内勤的小赵皱眉：“那我们怎么办？按他的节奏来？”

“不。”苏清越摇头，“我们尊重他的要求，但要让他明白，谁才是规则制定者。”

她看向负责外调的老陈：“陈主任，这七天，外围调查有什么进展？”

老陈翻开笔记本：“我们顺着李浩然交代的三个开发商这条线往下挖。其中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李为民被采取措施后，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但还没有主动接触我们。第三家，‘东州荣鼎地产’的老板张荣，昨天通过律师传话，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希望能‘当面说明情况’。”

“张荣？”苏清越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在铁盒的解密材料里，有一份2009年的《项目顾问协议》，就是李为民以“金岸咨询公司”名义与张荣签的，涉及当时东州市南湖区一块商业用地的招拍挂。

“这个张荣，和李为民的关系怎么样？”

“根据李浩然的交代，张荣是李为民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但2013年之后，两人关系明显疏远。我们调取了张荣公司的财务记录，发现2013年到2015年，张荣确实没有向李为民的海外账户支付过‘咨询费’。直到2016年，才又有一笔两百万美元的资金往来。”

苏清越敏锐地捕捉到时间节点：“2013年到2015年……正好是李为民退居二线、准备退休的阶段。2016年，是他正式退休后的第一年。”

“对。”老陈点头，“而且那笔两百万美元，名义是‘澳洲项目投资分红’，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荣在澳洲根本没有投资项目。”

“有意思。”苏清越沉思片刻，“张荣想‘说明情况’，很可能就是想解释这笔钱。他意识到我们查到了海外账户，想抢先一步，把自己摘出来。”

“见不见？”

“见。”苏清越果断道，“但不是现在。让他再等等。我们先去会会李为民。”

上午十点，李为民家中。

客厅的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李为民坐在沙发上，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和羊毛背心，头发一丝不乱。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茶香袅袅。

值班的年轻纪检干部小刘站在客厅角落，见苏清越进来，微微点头示意。

“苏主任，请坐。”李为民抬手示意对面的沙发，语气平静得像是在招待客人，“刚泡的正山小种，尝尝。”

苏清越没有坐他指的沙发，而是选了侧面的单人椅坐下——这个位置既不会显得过于对峙，也避免形成“宾主对坐”的错觉。

“李老，听说您想谈谈？”

“嗯。”李为民给她倒了杯茶，“这几天在家，想了很多。有些事，我觉得应该说清楚。”

茶汤橙红透亮。苏清越没有碰茶杯，只是看着李为民：“您说。”

“首先，我承认，我在工作中犯过错误。”李为民的开场白很标准，“利用职务便利，为一些企业打过招呼，收受过一些‘感谢费’。这些我都认。”

他顿了顿，观察苏清越的反应。但苏清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李为民话锋一转，“有些事，不是外界传的那样。比如我在澳洲的房产，那确实是我儿子和儿媳买的，用的是他们自己的积蓄和银行贷款。我最多就是帮忙找了找关系，让他们拿到了稍低一点的利率。这构不成犯罪吧？”

“您说的‘找关系’，具体是找了谁？”苏清越问。

“一个在澳洲银行工作的老同学，早就退休了。”李为民回答得很流畅，“纯属私人帮忙。”

“那william lee信托呢？受益人是您孙子。”

李为民叹了口气：“那是我一个远房堂兄设立的家族信托，只是借用了孙子的名字。信托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可以去查信托的设立文件，委托人不是我，资金来源也与我无关。”

“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请求澳大利亚方面协助调取信托文件了。”苏清越平静地说，“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李为民端茶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自然：“那最好。清者自清。”

“还有王建国。”苏清越换了个话题，“2008年那份《合作投资协议》，您以‘金岸公司’名义签的字。这笔交易，您怎么解释？”

“那是正常的商业投资。”李为民放下茶杯，“王建国当时缺资金，我在澳洲的公司有闲钱，就投了一些。后来项目赚了钱，按比例分红，合法合规。”

“金岸公司在澳大利亚没有实际经营，注册资本只有一万澳元。这样的公司，有能力做四百万美元的投资吗？”

“那是……”李为民语塞片刻，“那是通过杠杆融资。具体的金融操作，我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那比特币呢？”苏清越步步紧逼，“2017年，您儿子李浩然在国内交易所购买了五百三十枚比特币，全部转入了您的离线钱包。这笔资金，来源是什么？”

客厅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李为民脸上的平静终于出现裂缝。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动作比之前慢了许多。

“比特币……是我儿子自己的投资。他转给我，是让我帮忙保管。这也不犯法吧？”

“如果是合法资金，当然不犯法。”苏清越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但根据我们的调查，李浩然购买比特币的资金，来源于他在2016年至2017年间，分十七次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总额八百六十万人民币。这些现金，无法说明合法来源。”

她翻开文件第一页：“这是银行流水和取现记录。每次取现金额都在五十万以下，刻意避开了大额交易报告门槛。李浩然解释说是‘家庭备用金’，但这个说法，您觉得司法机关会采信吗？”

李为民盯着那份文件，沉默了足足一分钟。

“苏主任，”他再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你们到底想查什么？如果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认。该退赃退赃，该受处分受处分。但有些事，牵扯太广，对谁都没好处。”

“李老，”苏清越身体微微前倾，“我们查的，是事实，是法律。不存在‘想查什么’，只存在‘是什么’。如果您觉得有些事‘牵扯太广’，那更应该主动说清楚。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实，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这个道理，您应该比我们更懂。”

又是一阵沉默。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几分，茶几上的茶已经凉了。

“我……需要时间想想。”李为民最终说。

“可以。”苏清越站起身，“但时间不等人。张荣已经表示愿意配合调查，还有另外两位开发商，也在我们的视线里。谁先交代，谁就能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

她走到门口，转身补充了一句：“李老，您孙子在墨尔本大学读大三，学的是金融，成绩很好。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您希望他未来在求职、从业时，永远背着一个‘贪官后代’的标签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李为民最后的心理防线。

他的肩膀垮了下来。

三天后，李为民正式交代。

不是竹筒倒豆子般的全盘托出，而是有选择、有节奏的交代。这符合他这种级别干部的作风——他们太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说到什么程度。

专案组的笔录做了整整两天。

李为民承认了通过王建国等“白手套”转移资产的事实，也承认了利用比特币洗钱的操作。但他坚持，这些钱大部分是“感谢费”和“投资回报”，而非索贿受贿——这涉及到主观故意和罪名认定的关键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