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跨境追赃(1/2)
晨曦初露时,苏清越的报告已经摆在了周怀远的案头。
不是电子版,而是打印装订成册的纸质报告——这是她参加工作以来养成的习惯。在涉及重大事项的汇报上,纸质的厚重感与仪式感,能让决策者更直观地感受到问题的分量。
报告封面是简洁的白色,右上角印着“绝密”二字。标题是《关于李为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及跨境转移资产案的情况报告与工作建议》。
周怀远戴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逐字审阅。办公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他用红笔标注时笔尖划过纸面的轻响。
这份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案件基本情况与证据综述。 详细列明了铁盒解密内容、李浩然供述要点、区块链追踪结果、涉案人员关系图谱。附件里包括关键证据的复印件和资金流向示意图。
第二部分:跨境资产情况分析。 重点梳理了已查明的境外资产:澳大利亚悉尼的别墅(450万澳元)、william lee信托基金(2300万美元)、比特币钱包残值(约2400万人民币),以及通过复杂贸易手段转移到海外的其他可疑资金(初步估算约5000万人民币)。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证据类型和可追溯性评估。
第三部分:法律与程序问题研判。 这是苏清越花了最多心血的部分。她详细论证了对退休人员李为民立案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引用《监察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的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针对跨境追赃,她梳理了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可用的三条法律合作渠道: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资产追回机制、中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以及外交部与澳方签署的《关于打击犯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每一条渠道的利弊、所需材料、预计耗时都做了分析。
第四部分:工作建议。 她提出了一个分阶段、多轨并进的方案:
1. 立即层报,启动程序:建议以市纪委名义,将案件情况层报至省纪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申请将李为民案列为“重点跨境追逃追赃案件”,由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牵头开展工作。
2. 国内先行,固定证据:在对李为民采取“居家监视居住”措施的同时,深挖其国内“白手套”网络,争取在境内查清更多犯罪事实,为国际司法协助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3. 技术追踪,持续监控:对已锁定的比特币地址、境外银行账户进行持续监控,利用区块链公开性特点,追踪资金后续流向,防止涉案人员转移资产。
4. 专业支持,组建专班:建议抽调金融、外汇、信息技术等专业背景的干部,成立跨境追赃工作专班,边干边学,积累经验。
周怀远看完最后一项建议,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这不像是一个三十岁、从未接触过跨境案件的年轻干部能独立完成的。但转念一想,苏清越身上似乎总有这种能力——在最短时间内吃透一个全新领域的核心规则,并形成清晰的作战思路。
他拿起红色电话,先拨给了市委书记。
二十分钟后,市委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市委书记李明启、市长赵建国、市纪委书记周怀远、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五人围坐在椭圆桌旁。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份苏清越的报告复印件。
“三亿啊。”李明启敲了敲报告上的数字,“一个退休多年的副厅级干部,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这么多钱弄出去。在座的各位,脸上都无光。”
气氛凝重。
公安局长先开口:“从技术侦查角度看,这份报告里关于比特币追踪的部分很专业。我们网安支队去年处理过类似的虚拟货币诈骗案,知道这玩意儿追起来多麻烦。苏清越同志能想到通过区块链分析锁定交易所,思路是对的。”
政法委书记更关注程序:“对李为民采取‘居家监视居住’,法律上没问题。但实际操作要格外谨慎。七十一岁,有基础病,万一出点意外,舆论上我们会很被动。我建议,同时协调市卫健委,指定一家医院的急救小组随时待命,把预案做足。”
市长赵建国关心的是影响:“这个案子一旦启动跨境追赃,就捂不住了。澳大利亚的媒体肯定会报道。我们要不要先做一波正面宣传?比如强调我们反腐败‘零容忍’、‘追逃追赃不留死角’?”
“暂时不要。”李明启摆摆手,“案子还在调查阶段,宣传早了反而被动。等国家监委那边有了明确意见,我们再配合做好宣传引导。”
他看向周怀远:“老周,你们纪委的意见很明确。我同意。这样,你马上组织起草两份文件:一是以市委名义向省委、省纪委的报告,请求上级支持;二是对李为民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居家监视居住’措施的请示,走市委常委会程序。”
“下午就开常委会?”周怀远确认。
“下午三点。”李明启定了时间,“事不宜迟。散会。”
走出会议室时,周怀远被赵建国叫住。
“老周,”赵建国压低声音,“这个苏清越,是不是就是周维的……”
“未婚妻。”周怀远坦然道,“但在这个案子里,她只是云湖区纪委的办案人员。所有程序,都经得起检验。”
赵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明白。只是提醒你,有人可能会拿这个做文章。注意保护年轻干部。”
“谢谢市长。”
回到办公室,周怀远把苏清越叫来,传达了市委的决定。
“下午常委会,你需要列席,做简要汇报。”他说,“准备一个十分钟以内的版本,重点讲证据确凿性、法律依据和跨境追赃的必要性。那些技术细节,领导们没时间细听。”
“明白。”苏清越点头。
“还有,”周怀远看着她,“跨境追赃的层报材料,你亲自带人去省纪委送。省纪委国际合作处有经验,让他们先把关,再报中央。这样效率更高。”
“今天就去?”
“现在就去。”周怀远看了眼手表,“十点半出发,下午两点前到。汇报完直接赶回来开常委会。车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连轴转的节奏。但苏清越没有犹豫:“好。”
上午十点四十分,前往省城的高速公路上。
黑色公务车里,苏清越和区纪委办公室的小王坐在后排。小王怀里抱着一个黑色加密公文包,里面装着所有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备份。
苏清越闭目养神,脑子里却在反复推演下午汇报的要点。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消息:“到省纪委了?”
“在路上。你怎么知道?”
“爸刚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国际合作处等你,带你去见王处长。”
苏清越心头一暖。周怀远表面上让她独立闯关,但实际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为她扫清了最初的沟通障碍。周维在国际合作处工作过,熟悉那里的人和流程。
“会不会影响你避嫌?”
“带个路而已。具体案情我不听、不问、不参与。放心。”
下午一点二十分,省纪委监委大楼。
国际合作处所在的楼层很安静。周维已经在电梯口等着,见到苏清越,只是简单地点点头,公事公办的样子。
“王处长在会议室等你们。”他引着两人往前走,低声快速说,“王处是业务专家,但性子直,不喜欢虚的。汇报时,证据摆足,问题说透,别绕弯子。”
“明白。”
会议室里,一位五十岁上下、戴着黑框眼镜的女干部正在看材料。见他们进来,抬起头,目光锐利。
“王处长,这位是东州市云湖区纪委的苏清越同志。”周维介绍完,转向苏清越,“这位是我们处王亚芬处长。你们谈,我先去忙。”
他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坐。”王亚芬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材料我大致看了。直接说,你们最需要我们帮什么?”
苏清喜欢这种开门见山。
“王处长,我们急需启动对李为民案的跨境追赃程序。目前掌握的境外资产线索比较清晰,但缺乏国际执法合作经验。希望省里能指导我们完善材料,并尽快上报国家监委。”
王亚芬翻开材料,找到资金流向图:“这个信托基金,注册地在开曼?”
“是的。但实际控制人和受益人是李为民的孙子,在澳大利亚。资金最终也流向了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
“难点就在这里。”王亚芬放下材料,“澳大利亚不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他们只签了,没正式批准。所以通过公约的资产追回机制,行不通。”
苏清越心里一沉。这是她报告里提到的第一条渠道。
“第二条路,中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王亚芬继续说,“这个条约是生效的。但司法协助请求,需要基于国内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你们对李为民,目前还只是监察调查,没有移送司法。”
“我们可以加快进度,尽快固定涉嫌犯罪的证据,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那也需要时间。”王亚芬摇头,“而且,就算到了司法阶段,通过条约请求追赃,周期也很长。澳大利亚的法院程序,慢起来能拖好几年。”
“第三条路呢?外交渠道的《谅解备忘录》?”
“那个更偏向情报交换和人员培训,用于具体案件追赃,力度不够。”王亚芬看着苏清越,“所以,现实地说,这个案子想从澳大利亚把钱追回来,难度非常大。”
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苏清越深吸一口气:“王处长,难度大,不等于做不了,更不等于不该做。如果我们因为难就不做,那以后所有腐败分子都会把澳大利亚当成‘保险箱’。”
王亚芬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这话我听过很多次。每次有地方送来跨境追赃的案子,年轻同志都这么跟我说。但光有决心不够,得有方法。”
她翻开报告的另一页:“你这里提到的‘资金流向+人员轨迹’双轨追踪法,思路不错。但具体怎么操作?”
苏清越精神一振,知道这是王亚芬在考校她的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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