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旧案新查（2/2）

“那拆迁公司呢？他们的合同金额有没有相应调整？”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如果拆迁补偿标准提高，拆迁公司的成本就会增加，利润就会减少。但如果是固定总价合同，拆迁公司的利润就是锁定的。

她们又查了拆迁合同。果然是固定总价合同：云湖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以1200万元总价，包干三个片区的拆迁工作。

这意味着，拆迁补偿标准提高的成本，全部由街道办承担，拆迁公司的利润不受影响。而作为分管领导，张建国在签订这样的合同时，有没有考虑过财政资金的风险？

“这可能是渎职。”张玉梅说，“签订固定总价合同，把市场风险全部转嫁给政府，如果造成损失，决策者要负责。”

“但当时可能考虑了效率因素。”苏清越客观分析，“旧城改造时间紧，固定总价合同能控制成本、加快进度。这需要看当时的会议记录和决策过程。”

“所以还是得查档案。”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没有立案，就不能正式调阅档案。

苏清越在办公室里踱步。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墙上的工作职责栏上。她忽然想起省纪委王主任说过的一句话：“纪检监察工作要善于‘借力’，有些事不一定非要纪委监委亲自查。”

她有了一个想法。

“玉梅姐，咱们区里是不是正在开展国有资产管理专项审计？”

“是啊，审计局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怎么了？”

“旧城改造项目涉及大量国有资产，肯定在审计范围内。”苏清越眼睛亮了，“我们可以把线索提供给审计组，请他们在审计中重点关注这个项目。审计发现的问题，可以依法移送给我们。”

张玉梅一拍大腿：“好主意！这样既符合程序，又能深入核查。我认识审计局的老王，这就联系。”

审计局很快回复：同意将该项目列为重点审计事项，一周后进场审计。

等待的一周里，苏清越继续梳理其他线索。但张建国这个名字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想起三年前在云湖法院时，听说过一些关于旧城改造的议论，但那时她只是个书记员，没有多想。

现在回头看来，很多当时忽视的细节，都可能暗藏问题。

周五下午，她去了趟云湖法院，找李梅聊天。

“李庭长，你还记得张胖子那个案子吗？”

“怎么不记得，你参与合议的第一个大案嘛。”李梅给她倒了杯茶，“怎么突然问这个？”

“案子本身没什么，我在想当时的背景。”苏清越斟酌着措辞，“那时候旧城改造，街道办压力很大吧？”

“何止大，简直焦头烂额。”李梅回忆，“工期紧，任务重，又要维稳，又要推进。张建国那段时间天天在工地上，人都瘦了一圈。”

“他工作作风怎么样？”

“怎么说呢……”李梅想了想，“能力强，但有点霸道。很多事情他一个人就定了，不太听别人意见。当时我们法院介入调解时，能感觉到街道办那边很强势，不太愿意妥协。”

“有没有听说他和企业走得太近？”

李梅警觉地看着她：“清越，你是在查他吗？”

苏清越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了解情况。工作需要。”

“那我得提醒你，张建国在区里人脉很广。”李梅压低声音，“他舅舅以前是区里的老领导，虽然退了，但影响还在。查他，会有阻力。”

“我明白。”

离开法院时，天色已晚。苏清越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看着两边已经建成的住宅小区和三年前还是一片工地的商业区。旧城改造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但也可能掩盖了一些东西。

手机响了，是周维。

“审计组明天进场，你知道吗？”

“知道。玉梅姐联系的。”

“你要注意分寸。”周维的声音很严肃，“审计是审计局的工作，我们只能协调，不能干预。特别是你，作为线索提供者，更要避免给人‘指审计’的印象。”

“我明白。我会保持距离。”

“另外，”周维顿了顿，“张建国可能已经听到风声了。今天下午，他去找了区委某位领导。”

“反应这么快？”

“在基层，消息传得很快。”周维说，“清越，这个案子可能会比较复杂。你要有心理准备。”

挂了电话，苏清越站在街灯下。初冬的夜风吹来，带着寒意。

她想起三年前，自己还是个只想办好每个案子的书记员。那时她觉得，法律是明确的，事实是清楚的，公正就是依法裁判。

现在她明白了，公正的实现，远不止于法庭之上。在判决背后，可能有利益的交换；在程序之中，可能有权力的滥用；在光鲜的表面下，可能有腐败的暗流。

而她的职责，就是发现这些暗流，清除这些障碍，让阳光真正照进每一个角落。

这很难。有阻力，有压力，甚至可能有危险。

但她不会退缩。因为这是她选择的道路，是她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抬起头，夜空中有几颗星星，虽然微弱，但坚定地闪烁着。

就像她心中的法治信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熄灭。

新的一周，审计组将进场。而她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但她已经准备好了。带着专业，带着勇气，带着对正义不变的追求。

这条路上，她不是一个人。有同事，有战友，有千千万万和她一样在坚守的人。

而他们共同守护的，是这片土地的清风正气，是这个国家的法治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