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巡逻队的组建（1/2）

战后第三天的清晨，安全区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水汽中。夜间的露水还未完全蒸发，在废墟间残留的金属碎片和玻璃渣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反射着初升朝阳的微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铁锈和淡淡的消毒水气味——那是马文用仅存的化学品调配的简易消毒剂，用来防止伤口感染和尸体腐败引发的瘟疫。

我站在重建后的东门了望塔上，手掌摩挲着锈迹斑斑的栏杆。铁栏杆表面粗糙的质感让我想起三天前那场战斗——赵三的铁爪擦过我后背时，金属与金属摩擦发出的刺耳尖啸，还有皮肤被划开后涌出的温热血液。那种刺痛感仿佛还残留在神经末梢，每一次呼吸时背部的绷带摩擦都会唤醒记忆。

但疼痛是必要的提醒。它让我清醒，让我明白安全区的脆弱，也让我下定决心：绝不能重蹈覆辙。

向下望去，铁叔正带着十几个居民给新砌的围墙涂抹防腐层。这位老兵虽然肋骨断裂还未痊愈，却执意要参与重建工作。“躺着等死不如干点实事，”他是这么说的，“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

铁叔站在简易脚手架上，左手扶着墙壁，右手用长柄刷子仔细地将暗绿色的粘稠液体涂抹在混凝土表面。那是马文花了两天时间调配出来的防腐药剂——用废弃化工厂里找到的环氧树脂、防酸涂料和一些不明化学品混合而成。马文在实验室里捣鼓的时候差点引发小规模爆炸，但最终成果令人满意：这种药剂能在墙面形成一层坚韧的膜，有效抵御强酸腐蚀和大多数变异者体液的侵蚀。

更巧妙的是，在药剂未干透之前，工人们将数百根钢筋倒刺嵌入了墙体内层。这些倒刺来自废墟里拆解的钢筋，被铁叔用简易锻炉加热后掰成锐利的弯钩状，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墙面上，间隔不超过二十厘米。远远看去，整面围墙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无声地张开了满口獠牙。

“林哥，您站这儿快半小时了。”年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头，看到阿明端着两个铁皮杯子爬上了望塔。他是安全区里最小的孩子之一，只有十四岁，但末世让他过早成熟。三天前的那场战斗中，阿明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躲进地下室，而是冒着流弹给各处送水送弹药。战斗结束后，他主动要求参与值班。

“这是苏晓姐煮的蒲公英茶，”阿明递过一个杯子，“她说您嗓子还没好，这个能消炎。”

我接过杯子，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茶水里漂浮着几片蒲公英叶子和不知名的草根，味道苦涩中带着一丝回甘。三天前吸入的烟尘让我的喉咙一直沙哑，说话时像含着砂纸。

“谢谢。”我喝了一口，目光重新投向下方，“铁叔他们涂了多久了？”

“天没亮就开始了。”阿明趴在栏杆边，眼神里带着少年特有的好奇，“马文哥说这层涂料干透需要六小时，所以他们要赶在正午前完成东墙的全部涂刷。下午太阳最大的时候，涂料固化效果最好。”

我点点头，心里计算着进度。三天来，安全区的重建几乎是以透支所有人体的代价推进的。白天清理废墟、修复防御工事，晚上轮流值班警戒、照顾伤员。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布满血丝，走路时脚步虚浮，但只要还有力气，就没有人停下来休息。

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死亡。

“了望塔的震动传感器调试好了吗？”我问阿明。这孩子对机械有种天生的敏感，马文经常带着他一起捣鼓那些设备。

“昨晚就调好了。”阿明兴奋地说，“马文哥从直升机残骸里拆了三个陀螺仪，改造成了地震感应器。埋在围墙地基下面，只要地面震动超过设定阈值，塔上的警报器就会响。我们还做了分级报警——如果是小型震动，比如几个人走路，就亮黄灯；如果是大型生物或者车辆靠近，就亮红灯同时蜂鸣。”

他说着指向了望塔顶端新安装的警报装置。那是一个用汽车喇叭、摩托车电池和一堆电线拼凑出来的简陋设备，但在末世里已经算是高科技了。

“做得好。”我拍拍他的肩膀，“去告诉马文，午饭后我需要他做个完整的防护系统演示。”

“是！”阿明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快步跑下了望塔。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阿明这个年纪的孩子，在旧世界里应该坐在教室里读书，和同学打闹，为考试烦恼。而现在，他熟稔的是武器操作、伤口处理和陷阱布置。末世夺走了他的童年，却也赋予了他超越年龄的坚韧。

但这不应该是常态。我握紧栏杆，铁锈的碎屑沾满了掌心。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让孩子们重新拥有童年的地方，而不是让他们在废墟中学会如何杀人或被杀。

上午十点，太阳已经完全升起，驱散了清晨的水汽。安全区在阳光下显露出全新的面貌——或者说，全新的防御姿态。

原本坍塌的东侧围墙不仅被重建，还被拓宽到了三米。这个决定在重建会议上引起过争议：更宽的墙意味着更多的材料和工时，而我们的资源极其有限。但铁叔坚持己见：“两米的墙，大型变异者一个冲锋就能撞出裂缝。三米的厚度，加上钢筋混凝土结构，至少能扛住三次重型撞击。”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重建时我们在墙基下挖出了一米半深的地基，用废墟里搜集的钢筋编成密集的网格，然后浇筑混凝土——水泥是从五公里外一个半毁的建筑工地运回来的，已经过期，但勉强能用。墙体内层还埋设了双层钢板，是从废弃的油罐车上切割下来的。整个工程耗费了两天两夜，所有人轮班工作，手掌磨出水泡，肩膀被钢筋压出淤青，但没有人抱怨。

因为大家都记得三天前的那个黄昏，围墙在火箭弹和直升机撞击下像纸糊一样倒塌的场景。那种无力感和恐惧，没有人想再经历一次。

南北两侧的防御也全面升级。原本简易的铁丝网围栏被拆除，换成了从废弃工厂拆解的钢板。这些钢板厚度不一，锈迹斑斑，但经过切割和焊接后，形成了一道两米高的金属屏障。每隔五十米设置一个射击孔——不是简单的开个洞，而是用钢管加固成喇叭状的内外双层结构，既能扩大射击角度，又能防止外面的攻击直接射入。

射击孔后方架设着李健改装的连发弩。这些弩是用汽车弹簧钢板、摩托车链条和自行车齿轮组装而成的，看起来粗糙，但威力惊人。箭矢是自制的，用钢筋打磨出尖端，尾部粘上塑料片保持平衡。最关键的是箭头上的涂料——马文从被杀死的鞭笞者腺体中提取了一种麻痹毒素，稀释后涂抹在箭头上。实验表明，这种毒素能在三十秒内让一个成年男人失去行动能力，对变异生物的效果更明显。

“无声却致命，”李健在测试时这么说，“适合夜间防御和伏击。”

但真正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预警系统的完善。除了保留原有的信号烟约定（不同颜色的烟雾代表不同级别的威胁），马文还利用直升机残骸中的零件组装了三个红外探测仪。

这个过程堪称奇迹。那架坠毁的直升机虽然烧得只剩骨架，但尾部的电子设备舱相对完整。马文带着阿明和另外两个懂点电工的居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从烧焦的线路板中抢救出还能用的零件：红外传感器、信号处理器、小型显示屏、蓄电池......然后像拼图一样，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三个独立的探测单元。

“每个单元的探测范围是半径五公里，覆盖角度120度。”马文在技术室向我演示时，眼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那是科研人员发现新可能时的光芒，“三个单元分别架设在东、西、北三个制高点，就能覆盖安全区周围绝大部分区域。只要移动物体的体积超过设定值——我设为人类体型的两倍，以防漏掉爬行的变异者——屏幕上就会标记位置并发出警报。”

他敲了敲显示器，绿色的网格图上，几个光点正在缓慢移动。“这些是外出搜集物资的小队。看，他们的实时位置一清二楚。”

苏晓接手了探测仪的日常监控工作。她制定了一张值班表，安排识字且细心的居民轮流值守技术室，每班两人，四小时一换。一旦探测仪发现异常，值班员要立刻记录坐标、移动速度和方向，并通过通讯器报告给当值指挥官。

“我们还建立了威胁等级评估流程。”苏晓递给我一份手写的操作手册，“光点移动速度慢、轨迹规律，可能是野生动物；速度快且直线前进，可能是车辆或大型变异者；如果多个光点从不同方向向安全区汇聚......那就是有组织的进攻。”

我翻看着手册，条目清晰，考虑周全。“做得很好。”

“还不够好。”苏晓摇摇头，指向西侧方向，“探测仪有盲区。如果敌人从地底下接近，或者用某种方式屏蔽红外信号，我们就成了瞎子。”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所以除了电子预警，我们还恢复了最原始但也最可靠的防御手段：地形改造。

西侧原本是一片开阔的荒地，长满半人高的枯草和灌木。上次铁手帮就是从那里悄无声息地接近，直到距离围墙不到两百米才被发现。这次，我们动员了所有能劳动的人，用铁锹、镐头甚至吃饭的勺子，硬生生挖出了一条两米深、三米宽的战壕。

挖壕沟的过程异常艰苦。地表以下是坚硬的黏土层和碎石，每挖一立方米土都要付出巨大的体力。第二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在挖掘时突发晕厥——后来发现是低血糖和脱水导致的。苏晓不得不强制规定：每工作一小时必须休息十五分钟，每人每天至少喝三升水（虽然我们的储水也很紧张）。

但没有人放弃。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这条壕沟可能是生死之间的界限。

战壕挖成后，我们在沟底铺满了尖锐的碎石和碎玻璃——来自废墟里清理出来的建筑材料。沟沿上架设了三层带刺铁丝网，铁丝网上还挂着空罐头盒，稍有触碰就会发出叮当响声。战壕只留一个出口：一座用木板和绳索搭建的简易吊桥，白天放下供巡逻队通行，夜间收起，彻底隔绝西侧的接近路径。

“这下子，除非对方会飞，否则别想悄无声息地靠近。”铁叔站在战壕边，满意地看着完工的防御工事。他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显得更深了，但眼神锐利如初。

正午时分，李健登上了望塔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用废旧笔记本改装的文件夹，封面上工整地写着“防护体系验收报告”。

“林哥，初步验收完成了。”李健翻开笔记本，里面是用铅笔仔细绘制的地图、数据表和检查清单，“东侧围墙抗冲击测试合格——我们用废弃车辆做了模拟撞击，墙体的晃动在安全范围内。红外探测仪在雨天和雾天的误报率控制在每天三次以内，这个数据还会随着算法优化继续下降。战壕的排水系统测试也没问题，昨晚那场小雨，沟底没有积水。”

我一页页翻看报告，李健的记录细致到让人惊讶：每一段围墙的混凝土配比、每一台探测仪的电池续航时间、每一处射击孔的视野角度......这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在承担起防御责任后展现出了惊人的严谨和组织能力。

“辛苦了。”我将报告递还给他，“但我知道你上来不只是为了交报告。还有什么问题？”

李健犹豫了一下，指向地图上的一个标记：“西侧五公里外，那段废弃的高速公路。昨天我带人去侦查，发现那里地形复杂，高架桥的桥洞、废弃的服务区、倒塌的收费站......全是理想的藏身点。上次铁手帮的主力就是从那里绕过来的，我们直到他们出现在荒地边缘才发现。”

他的话正戳中我连日来最深层的担忧。三天来，我每晚闭上眼睛，脑海中都会重现那场战斗的片段：围墙倒塌的瞬间、鞭笞者从烟尘中冲出的画面、直升机从云层中俯冲的阴影......而所有这些威胁，都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

防御工事再坚固，预警系统再先进，如果没有前置的侦察和预警，我们依然是坐以待毙的靶子。敌人可以在安全区外从容集结、制定计划、选择最佳攻击时机，而我们只能被动地等他们上门。

“这就是组建巡逻队的核心原因。”我指着地图上高速公路的标记，指尖重重按在纸面上，“上次老周他们遇险，就是因为巡逻范围只覆盖到安全区周边一公里。等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御了。”

李健点头：“我同意。但巡逻队意味着要把人派出去，离开防御工事的保护。如果遭遇大规模敌人......”

“所以不能只派一队。”我打断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绘制的地图——这几天我每晚都在修改这份巡逻方案，“我计划分三组巡逻队，每组四人，实行三班倒，确保24小时不间断覆盖。每组配备不同的装备和任务重点，既要有重叠的巡查区域以防遗漏，又要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被一网打尽。”

李健接过地图仔细查看。我将安全区周边划分为三个扇区：东侧及东北方向，西侧及西北方向，南侧靠近河流的区域。每个扇区又细分为内圈（安全区周边两公里）、中圈（两到五公里）和外圈（五到八公里）三个层次。

“内圈每小时巡逻一次，中圈每两小时一次，外圈每四小时一次。”我解释道，“这样即使某一队遭遇不测，其他两队也能在短时间内发现异常。而且三班倒意味着每队每天实际在外巡逻的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整备。”

李健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模拟着巡逻路线：“东侧要重点巡查赵三驻守的废弃堡垒周边。虽然他们现在是盟友，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而且堡垒地势高，是绝佳的观察点。”

“我正是这么想的。”我指向地图上堡垒的标记，“我已经和赵三约定，每天正午在堡垒门口交接信息。他的了望塔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远方，我们的探测仪能发现他注意不到的细节。信息共享，才能最大限度提前预警。”

“西侧的高速公路......”李健皱起眉头，“那里太危险了。桥洞里的回声会影响声音判断，废弃建筑里可能藏着任何东西。巡逻队进去就像进了迷宫。”

“所以西侧巡逻队的队长必须是最有经验的人。”我看向李健，“我本来想让你负责，但东侧同样重要。而且你需要统筹全局，不能只盯一个方向。”

我们沉默了片刻，了望塔下的施工声、远处的说话声、风吹过铁丝网的呜呜声交织在一起。安全区正在从创伤中恢复，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下一次攻击可能在任何时候到来。

“王勇。”李健突然说，“那个退伍老兵。他参加过边境巡逻，熟悉复杂地形的侦查。而且他年纪大，沉稳，不会冒进。”

我想起王勇的样子：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左腿有点跛（据说是旧伤），但眼神始终锐利。三天前的战斗中，他一个人守住了医疗点的侧门，用猎枪击退了两个试图闯入的鞭笞者。战斗结束后，他默默帮忙搬运伤员，直到苏晓发现他肋部的淤青——那是被骨鞭擦过的痕迹，如果再偏几厘米，可能就没命了。

“他同意吗？”我问。

“昨天我找他谈过。”李健说，“他说：‘这把年纪了，还能为保护人做点事，值了。’”

我点点头，在西侧扇区上写下王勇的名字。然后是南侧——那里靠近河流，地形复杂，有沼泽、芦苇荡和废弃的农田。变异生物喜欢在水边活动，而且河流提供了天然的隐蔽路径，敌人可以从上游或下游悄无声息地接近。

南侧巡逻队的队长人选让我犹豫了很久。年轻人有冲劲但沉不住气，老兵经验足却可能对复杂地形不适应。我反复权衡，直到想起三天前那个抱着雷管冲向直升机的身影。

“张远。”我说出这个名字时，李健明显愣了一下。

“他太年轻了，而且上次腿伤还没好......”

“正是因为他腿伤没好还坚持战斗，我才选他。”我解释道，“而且你们可能不知道，末世前张远在农资站工作，每天都要跑遍附近十几个村镇送货。哪条小路能通车、哪片河滩水浅可以涉渡、哪个村子的地窖还能找到存粮......他比我们谁都清楚。”

李健想了想，缓缓点头：“确实。上次找抗生素，就是他带路去的那个废弃卫生所。”

“不仅如此。”我补充道，“张远有种特质——在绝境中反而更冷静。上次抱着雷管冲锋，不是莽撞，是计算过的。他知道只有冲到那个距离，才能确保炸毁直升机。这种判断力，在巡逻遭遇突发状况时至关重要。”

三支巡逻队的队长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李健负责东侧，王勇负责西侧，张远负责南侧。接下来是队员选拔——这将决定巡逻队的生死存亡。

组建巡逻队的消息在午饭后公布。苏晓用铁皮喇叭在食堂门口宣布时，我正在技术室和马文测试新改装的通讯器。

“所有18至50岁的居民，只要身体健康、熟悉武器操作、自愿参加巡逻队，请在下午两点到北广场集合。巡逻队将负责安全区外围的日常侦察和预警，是安全区的第一道防线......”

苏晓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出，在废墟间回荡。我透过技术室的窗户看向北广场，那里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报名的人不少。”马文头也不抬地说，他正在焊接一个信号发射器的小零件，焊枪迸发出的蓝色火花映在他专注的脸上，“但能用的有多少？”

“这就是我们要筛选的。”我检查着刚组装好的便携式红外探测器——只有饭盒大小，用直升机残骸里的小型传感器改造而成，探测距离一公里，足够巡逻队提前发现威胁。

下午两点，北广场上聚集了四十七人。男女都有，年龄从刚满十八岁的少年到头发花白的老兵。他们站成松散的队列，有些人手里拿着自制的武器，有些人空着手但眼神坚定。

我和李健、铁叔站在临时搭建的木台前。铁叔虽然还不能长时间站立，但坚持要参与选拔——他说看人的眼光，他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准。

“感谢大家自愿报名。”我的声音还有些沙哑，但足够让每个人都听清，“巡逻队是安全区的眼睛和耳朵，也是最危险的岗位。你们将离开围墙的保护，进入未知的区域，可能遭遇变异生物、敌对幸存者、甚至创世生物的侦察队。所以选拔会很严格，不符合要求的人，即使自愿也不能加入。这不是不信任，而是对你们生命的负责。”

人群中响起低语声，但没有人离开。

第一轮筛选是体能测试。我们设置了简易障碍：爬过一段铁丝网（离地只有五十厘米，必须匍匐前进）、翻越一米五高的木板墙、搬运三十公斤的沙袋跑五十米往返。这些项目模拟了巡逻可能遇到的地形和负重需求。

四十七人中有九人没能完成。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身体条件确实达不到要求——一个中年妇女在翻越木板墙时扭伤了脚踝，一个瘦弱的少年搬不动沙袋，还有几个年纪大的居民在匍匐前进后气喘吁吁，明显心脏负荷不了。

“抱歉。”我对他们说，“后勤和内部防卫同样需要人手。”

被淘汰的人默默点头，有人眼里含着不甘的泪水，但没有人抗议。末世教会了每个人认清现实。

剩下的三十八人进入第二轮：武器操作考核。李健在空地设置了三个射击位，分别测试近战武器、远程武器和投掷武器。

近战武器考核是用木刀和木盾进行对抗。李健亲自当考官，测试报名者的反应速度、防守意识和攻击时机。一个叫大刘的壮汉表现突出——他原来是个建筑工人，力气大，而且懂得用盾牌护住要害，进攻时直取对手空档。

“不错。”李健在考核后点头，“但实战中要记住，你的首要任务是预警，不是杀敌。遇到敌人，能避则避，能跑则跑，只有万不得已才交战。”

远程武器考核用的是李健改装的弩。不是射击固定靶，而是移动靶——阿明和其他几个孩子用绳子拉着木板在三十米外左右移动。考核标准不是命中靶心，而是能否在五秒内完成上弦、瞄准、射击的全流程。

“在实际遭遇中，你可能只有一次射击机会。”李健强调，“要么吓退敌人，要么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追求精度不如追求速度。”

这一轮淘汰了十二人。有些人不习惯弩的操作，有些人在压力下动作变形，还有一个年轻人太过紧张，箭矢射偏后差点伤到旁边的考核者。

最后一轮是知识考核，由马文主持。他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何通过太阳和星星判断方向？遇到不同颜色的信号烟代表什么？红外探测器显示光点快速接近时该怎么办？通讯器突然失灵该如何与安全区联系？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在生死关头，知道正确答案和不知道，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最危险的其实不是变异者，而是迷路。”马文在考核前说，“如果你在外围遭遇敌人，逃跑是正确选择。但如果你逃跑的方向是更深的危险区域，或者跑得离安全区越来越远，那逃跑就等于自杀。”

考核结束后，马文和我低声交流。他手里拿着考核记录，眉头紧皱。

“有几个人理论很好，但动手能力差。有几个人实践能力强，但记不住基本信号规则。”他翻看着记录，“如果时间充裕，应该做针对性培训。但现在......”

“现在我们只能选综合能力最强的。”我接过记录，一页页翻看。最终圈出了十二个名字：李健、王勇、张远这三个队长自然在内，另外九人都是在前三轮考核中表现均衡的。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挤过人群，走到木台前。是赵小茗，她背着那个标志性的医疗箱，白色的防护服虽然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

“我也要参加。”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台下响起议论声。赵小茗是安全区唯一的专业医护人员——如果她算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她在战地救护方面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苏晓，三天前的战斗中，她一个人处理了二十多个伤员，其中三个重伤员因为她的及时处置保住了性命。

“小茗，你的岗位在医疗点......”我试图劝说。

“巡逻队更需要医护人员。”她打断我，眼神执拗，“根据旧世界的军事数据，有随队医护的巡逻队，伤员存活率提高百分之四十。而且我不是只待在安全区等伤员送来——如果巡逻队在外遭遇袭击，等伤员运回来，最佳抢救时机可能已经过了。”

她说得有理有据，我一时语塞。转念一想，她是对的。上次老周小队遇袭，如果当时有医护人员在场，也许那个腹部中弹的队员就不会因为失血过多死在回程路上。

“但你不会用武器......”李健试图反对。

“我会。”赵小茗从医疗箱侧袋掏出一把小型手枪——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型号，枪身小巧，像是旧世界女性防身用的，“我父亲是警察，他教过我。而且，”她拍了拍医疗箱，“这里面不只有绷带和药品。马文哥帮我改装了一些‘医疗工具’——高压注射器可以当射针枪用，麻醉剂剂量足够放倒一个成年男人，外科手术刀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变成武器。”

马文在旁边尴尬地咳嗽一声：“我确实帮她做了些......适应性改造。”

我看着赵小茗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少年人的热血冲动，也没有未经世事的 naive。只有一种经过生死考验后沉淀下来的冷静和决断。三天前，她为一个胸腔开放性气胸的伤员做紧急处理时，手稳得像在实验室做解剖。当那个伤员因为疼痛而挣扎时，她甚至能用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语气说：“再动你就会死。选择权在你。”

“好。”我最终点头，“但你只随一队出发，而且必须听从队长指挥。遇到危险，你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因为你的价值比任何一个战斗人员都大，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