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伊尔沙的日记（1/2）

【写在前面：本章内容由石鸦镇档案馆整理，收录了伊尔莎·米勒同志（大陆历375年-380年）在不同时期书写或口述的日记片段。这些记录跨越了她从文盲女工到革命者、再到第一届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代表的成长历程，也折射出世界大战阴影下个体觉醒的轨迹。日记原件在后续转移中部分损毁，以下为抢救出的残页。】*

第一页（无日期，据推测为大陆历375年秋）

（这一页没有完整的单词，只有几个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一条波浪线可能是“water”，一个圆圈可能是“sun”，还有一个勉强能辨认出是“person”的字母组合。页面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拇指印，沾着些许机油污渍。）

档案馆备注：伊尔莎同志回忆，这是她第一次拿起笔。那天维克多主席在窝棚夜校发铅笔，她说自己“手笨，只会干活”，主席把笔塞进她手里，说：“手能织布，就能写词。单词也是线，把心里的话织出来。”她画了这些，说波浪是“tears”，圆圈是“hope”，那个“person”的拼写，她说“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大陆历375年10月25日

今天学了十个词。

人、工、厂、苦、累、饿、冷、恨、想、变。

维克多同志教我们，“hate”旁边是“heart”，心里有恨，要认出来，才能知道恨什么。他说，不是恨机器，不是恨自己命不好，是恨那些让我们一天干十二个钟头、只给三个铜板的人。

我问他：“学会这些词能让他们多给钱吗？”

他笑了，笑容里有种我说不清的沉重。他说：“学会词不能直接多给钱，但能让你看懂工资单怎么算的，能让你知道隔壁厂的工钱是多少，能让你写下‘we want eight-hour work’这几个词，贴在车间墙上。”

夜里下工，手指因长时间劳作而颤抖，几乎握不住笔。但我努力想把“change”这个词拼写得更工整些。

大陆历376年2月18日

罢工了。

铁手帮的人拿着刀冲进来的时候，我腿在抖。夏尔队长挡在最前面，背上挨了一刀，血喷出来，但他没退。维克多同志站在我们中间，他没拿武器，就站在那里说话。他的话像有种力量，听着听着，我手里的铁棍就不抖了。

我们赢了。斯奈普低头了。

晚上分到罢工胜利的钱，我买了支好点的铅笔。我要把今天的事记下来。原来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能赢。

维克多同志说，这叫“团结”。两个字，写起来比“恨”难，但感觉不一样。写“恨”时心里堵，写“团结”时，胸口有热的东西在涌。

玛丽姐教我写日记。她说，把每天想的记下来，以后回头看，就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大陆历376年5月5日

今天在想维克多同志。

不是女工们私下传的那种“想”。是……他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他懂那么多道理，字写得漂亮，说话让人愿意听。可他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破，手上的茧子比我们还厚。他明明可以像那些读过书的先生一样，去找个轻松活计，为什么非要和我们这些“臭工人”挤在窝棚里？

我问玛丽姐。玛丽姐说，因为维克多同志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己一个人，是“我们”。

“我们”是谁？是所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

那得有多少人啊。光帝都东区就不止十万。他装得下吗？

下雨。窝棚漏水，被子湿了半截。小布朗发烧说胡话，维克多同志把干的那半被子让给他，自己坐在漏雨的地方看书写东西。

我偷偷看他。油灯下，他的侧脸线条很硬，但眼神特别……专注。好像手里的纸比暖和干燥的被子还重要。

后来才知道，他在写《什么是阶级？》的小册子。那本册子后来被抄了几千份，藏在工友们的饭盒底、裹脚布里。

他写字的时候，世界只剩下纸和笔。雨声、咳嗽声、老鼠爬过的声音，都进不去他的那个世界。

我有点羡慕那个世界。

大陆历378年 8月1日

苏维埃！红旗！翠枝宫！

我到现在手还在抖。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工人农民进了皇宫？

今天维克多同志站在翠枝宫阳台上讲话，下面是人海，红色的旗子像火一样烧遍了广场。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砸在我心上。他说“一切权力归劳动者”，他说“土地归耕者，工厂归工人”。

我哭了。不知道为啥哭。

晚上，玛丽姐找我，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去真理宫工作，给维克多同志当助理。我吓得差点坐地上。我说我不行，我字还认不全，好多道理不懂，会出错。

玛丽姐说：“伊尔莎，你记得自己第一次拿笔时画的那个‘人’字吗？维克多同志说，你心里那团火，看得见。”

我答应了。手还在抖，但这次是别的抖。

第一天当助理。

维克多同志有那么多事要处理：军队要整编，土地要分配，工厂要接管，外面还有敌人围着。他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眼睛都是红的。

我的工作是整理文件、安排会见、提醒日程。最简单的字也会写错，送文件跑错房间，紧张得说话结巴。

但他从来没发过火。我递错文件，他看完会说：“这份也很重要，谢谢提醒。”然后自己找出该看的那份。我字写错了，他会用铅笔轻轻圈出来，在旁边写上正确的，说：“这个字容易混，我当初也常写错。”

下午给他送茶，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笔。我没敢叫醒他，把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

他梦里皱眉头，好像也在处理难题。

大陆历379年1月15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卡森迪亚的炮火照亮了帝都的天空，真理宫在燃烧。叛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我们被迫突围。

撤退命令下达时，我正和玛丽姐一起整理最后一批文件。经过中央大厅，我抬头看向那面巨大的红旗——它从翠枝宫阳台上移到了这里，象征着我们短暂掌握的政权。

现在，我们要离开了。

两名战士爬上高处，准备降下红旗。他们的动作很慢，手指在颤抖。红旗缓缓降下时，褶皱在火光中翻卷，像不甘熄灭的火焰。那一刻，我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等等。”玛丽同志的声音响起。

她走到降下一半的红旗前，从腰间拔出匕首。不是要毁掉它——他割下了一角，大约两个手掌大小的三角布料。

她把那片红布递给我。“伊尔莎，收好。”

我接过时，布料还是温的，仿佛还带着阳光和白日里千万人欢呼的温度。

“红旗可以降下，”她说，声音在炮火声中异常平静，“但红色不会消失。它会在每一个记得它的人心里，继续飘着。”

我把那片红布紧紧攥在手里，塞进最贴身的口袋。它贴着我的胸口，像一小团不肯冷却的炭火。

后来在漫长而艰难的突围路上，在饥饿、寒冷和追兵的威胁中，我无数次摸向那个口袋。那片粗糙的布料提醒我：我们曾经把红旗升到过那样的高处。我们还会再次升起它。

降旗不是结束。是种子入土。

大陆历379年2月18日

今天，我在课堂上成为了“鼓舞者”。

不是刻意追求，甚至不是有意识的。维克多同志正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他用最简单的比喻：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制造的价值，就像烤出一筐面包。但工厂主只给工人一片薄薄的面包皮作为工资，剩下的整筐面包都拿走了。那片面包皮叫“劳动力价值”，整筐被拿走的面包叫“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