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胜利的尘埃与内心的回响（1/2）

一九四零年，六月三十日。法国，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边缘。

夏日的阳光毫无顾忌地泼洒在田野上，将新翻的泥土和茂盛的青草晒出一种混合的、略带腥甜的气息。我们的三号坦克，“利贝尔”，就静静地趴在一片树荫下，像一头休憩的钢铁巨兽。它的履带上还沾着干涸的泥块和碾碎的草屑，装甲板上，不久前被小口径炮弹擦过的痕迹犹在，像一道丑陋的伤疤，诉说着并不久远的激烈。

法国，已经投降了。战争，至少在西线，以一种我们许多人未曾预料的速度和方式，戛然而止。没有预想中的长期堑壕对峙，没有凡尔登式的绞肉机，只有我们装甲洪流席卷一切的“闪击”。胜利的喧嚣充斥在广播里，洋溢在后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也写在许多同僚们年轻而兴奋的脸上。

我们车组，甚至刚刚被一家随军记者采访过，尽管我们没有参加过法国战役，而是一次小小的占领维护，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或许不久后就会传回国内。他们称我们为“钢铁先锋”，赞扬我们的“英勇无畏”和“精湛技艺”。记者离开时，握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了崇敬。奥托·舒尔茨，我们的第一任炮手，他那瘦高的身影和敏锐的眼神，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如果他在，会对这浮华的赞誉报以怎样的嗤笑？

我靠在“利贝尔”冰凉的侧装甲上，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静止的、温暖的空气中袅袅升起，模糊了眼前这片宁静的法国田园风光。胜利的背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像一只讨厌的蚊蚋，在我心底深处嗡嗡作响，驱之不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波兰开始。

波兰……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股混合着硝烟、血腥和焦土的气味便扑面而来。那时，我们驾驶的还是那辆小巧的一号坦克“艾玛”。我们像参加一场盛大的演习，横冲直撞，将惊慌失措的波兰骑兵和落后的部队碾碎在履带之下。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至于我们一度沉浸在一种技术碾压带来的、近乎幼稚的狂热中。我记得奥托当时还笑着说：“这简直像是在打地鼠，车长！”

直到那一天。

那是在华沙郊外某处不知名的林地边缘，我们遭遇了隐蔽良好的反坦克炮火力点。“艾玛”薄弱的装甲像纸糊的一样，被轻易撕开。一声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伴随着车内令人窒息的震荡。炮弹没有直接命中我们，但破片像死神的镰刀，从观察窗的缝隙中扫了进来。

一切发生得太快。等我回过头，只看到奥托·舒尔茨，我那位来自鲁尔区、对距离和角度有着天生直觉的炮手，他依旧保持着操作的姿势，但半个头盔已经不见了，鲜血和脑浆溅满了他面前的瞄准镜和舱壁。他那双异常敏锐的眼睛，永远地失去了神采。

那一刻，胜利的光环第一次出现了裂痕。我们为之欢呼的“胜利”，是以奥托·舒尔茨，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爱开玩笑、梦想战争结束后回家乡开个机修厂的年轻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他的牺牲，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我心中那潭名为“战争意义”的湖水，激起的涟漪至今未曾平息。“艾玛”也彻底报废了，我们换上了“艾玛2”，但我知道，有些东西，随着奥托一起，永远留在了波兰的泥土里。

然后是挪威。阴冷、潮湿、泥泞。那里的战斗不再有波兰平原上的“畅快”，更多的是在峡湾和山峦间的纠缠与消耗。我们驾驶着“艾玛2”，在狭窄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对抗的不仅是敌人，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汉斯·克鲁格，那位从第三轻装师临时调来的、有实战经验的炮手，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他沉默寡言，技术娴熟，但总给人一种疏离感，仿佛他的灵魂一部分已经留在了之前的某场战斗里。他完成了他的任务，精准而高效，然后就像他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调走了。战争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我们不过是其中可以随时更换的齿轮。

再然后，就是我们来不及以战斗姿态参与的法国战役。当我们崭新的三号坦克“利贝尔”，乘火车进入法国时，遇到的多是已经失去组织抵抗的散兵游勇和望风而逃的溃军。法国，这个欧陆曾经的陆军强国，在我们面前倒塌的速度，快得令人咋舌。

现在，坐在这片宁静得有些不真实的法国土地上，看着威廉·鲍尔——我那位灵魂驾驶员，正细心地用棉纱擦拭着“利贝尔”的潜望镜；看着年轻的埃里希·沃尔夫，我们的第三任炮手，正坐在履带挡板上，认真地保养着那门50毫米主炮的炮膛，眼神里还带着新兵特有的、混合着紧张和兴奋的光芒；看着装填手弗兰茨·贝克尔和无线电员保罗·霍夫曼，在一旁低声交谈，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轻松。

我们活下来了，我们胜利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我们是为了德意志的生存空间，为了洗刷凡尔赛的耻辱，为了元首的伟业而战。这些口号，在柏林总理府的阳台下聆听时，在阅兵场上山呼海啸时，确实能让人热血沸腾。

但在这里，在奥托·舒尔茨无声的注视下，在汉斯·克鲁格沉默的背影里，在这些被我们摧毁的波兰村庄、挪威小镇和法国田园的废墟之上，这些口号显得如此空洞和遥远。

我们参加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荣耀？奥托的墓碑能承载多少荣耀？为了祖国？这片被战火蹂躏的法国土地，它的农民又有什么过错？为了某种被宣扬的“崇高理想”？可我看到的，更多是破坏、死亡和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消逝。我们像一股钢铁洪流，摧毁了旧的秩序，但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是建立在废墟和泪水之上的“新秩序”吗？

“穆勒，”威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我身边，手里也拿着一支烟，目光同样投向远方的田野，“很安静，不是吗？安静得让人有些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