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第一声春雷,政策传达(1/2)
第五卷
七月中旬,大暑。
天气热得像蒸笼。午后的太阳白花花地挂在天上,晒得青石板路发烫,踩上去能感到热气透过鞋底往上冒。胡同里的槐树叶子都蔫蔫地耷拉着,知了的叫声有气无力,一声长一声短,听着让人昏昏欲睡。
林修远坐在自家堂屋的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扇着。
风是热的,扇出来的也是热风。但他还是扇着,一下,一下,像个老农在田埂上歇晌。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在脸颊上划出湿痕,滴在洗得发白的汗衫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屋里,收音机开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沙沙电流声。播音员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念着一篇社论,声音平稳,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下一下敲在人心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林修远扇扇子的手停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向院子里。
阳光刺眼,院子里的石榴树在热浪中微微晃动,投下斑驳的影子。前院传来贾张氏含糊不清的咒骂声——天太热,她又开始抱怨了。中院的水池边,傻柱正在洗衣服,肥皂泡在水面上漂着,被他粗糙的大手一下下搓破。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林修远知道,不一样了。
那些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话,那些他等待了十年的信号,终于来了。
不是小道消息,不是私下传闻,是正式的、公开的、通过国家电台播报的。
“东风,”他低声说,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来了。”
屋里的收音机还在响。
“……必须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李秀兰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盆绿豆汤。她额头上全是汗,碎发黏在皮肤上,但眼睛亮亮的。
“修远,听见没?”她把盆放在桌上,擦了擦手,“收音机里说的。”
“听见了。”林修远站起身,走进屋里。
林晓月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手里拿着笔和本子,脸上因为兴奋而发红:“哥!我刚才记下来了!‘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我们老师说,这是要……”
“要变天了。”林建国推门进来,接过话头。
他刚下班,身上还穿着轧钢厂的蓝色工装,后背湿了一大片,能看见盐渍的白痕。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个西瓜——绿皮黑纹,看着就沉。
“爸!”林晓月跑过去,“您也听到了?”
“全厂都听到了。”林建国把西瓜放到地上,直起腰,长长吐了口气,“下午车间喇叭一直在放,好些老伙计听得眼都直了。”
他走到桌边,倒了碗绿豆汤,一口气喝干,抹了抹嘴:“十年了……总算,总算……”
话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李秀兰接过丈夫脱下的工装,抖了抖,挂到椅背上:“我去切西瓜。”
“我来。”林修远拿起刀。
西瓜在案板上,一刀下去,“咔嚓”一声脆响,红瓤黑籽,汁水顺着刀口往下淌。甜香味在闷热的空气里散开,带着夏日特有的清凉感。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西瓜。
谁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吃着。但空气里有种微妙的东西在流动——不是兴奋,不是狂喜,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混合了期待、感慨和一丝不安的情绪。
像在漫漫长夜后,终于看见天边泛起鱼肚白的人。知道天要亮了,但不知道天亮之后的路,好不好走。
“修远,”林建国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说的那个‘修远贸易’……”
“可以准备了。”林修远放下西瓜皮,擦了擦手,“政策明朗了,下一步就是具体文件。我估计,最多一两个月,各地就会有动作。”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下月初。”林修远说,“先去广州,深圳那边也要去看看。”
林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行。家里你放心。”
简单的五个字,重若千钧。
李秀兰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只是又给儿子递了块西瓜。
林晓月咬着西瓜,眼睛在家人脸上转来转去,忽然说:“哥,我跟你去行不行?”
“胡闹。”李秀兰轻轻拍了下女儿的手,“你哥是去办事,你跟着添乱。”
“我可以帮忙!”林晓月不服气,“我都十七了!”
“等你考上大学再说。”林修远笑了,“现在,你的任务是学习。”
正说着,院子外头传来一阵喧哗声。
是前院。
几个人在说话,声音挺大,隔着院子都能听清。
“听说了吗?要‘包产到户’了!”
“真的假的?那地……”
“广播里都说了!‘改革经济体制’!”
“那咱们这些城里人……”
“城里也有说法!要搞‘市场经济’!”
声音杂乱,有激动,有疑惑,有担忧,有期待。
林修远走到窗前,往外看。
前院聚了好几个人。阎埠贵推着自行车刚回来,车把上挂着个布袋子,正跟几个人说着什么。刘海中也在,手里拿着把扇子,一边扇一边摇头。几个年轻的街坊围在旁边,脸上表情各异。
十年了。
这座四合院,第一次不是因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聚在一起议论。
而是因为,时代变了。
林修远看了会儿,转身回屋。
傍晚时分,暑气稍退。
胡同里有了些微风,吹得槐树叶沙沙响。家家户户开始做晚饭,炊烟袅袅升起,在夕阳的余晖里染成淡金色。
林修远背着药箱出门——今天约好了去给胡同口张大爷复诊。
刚走到前院,就看见易中海站在自家门口。
十年过去,这位曾经的一大爷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背微微佝偻,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他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站在那儿,看着院里那棵老槐树,一动不动。
林修远停下脚步:“一大爷。”
易中海慢慢转过头,看见是他,眼神动了动:“修远啊。”
“您这是……”
“看看树。”易中海的声音有些哑,“这槐树,我搬进来那年种下的。四九年,快三十年了。”
林修远没说话。
易中海喝了口茶,继续看着树:“三十年……风也吹过,雨也打过,雷也劈过——你看那根枝子,就是六六年那场雷雨劈断的。可它还是长起来了,年年开花,年年结果。”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林修远:“修远,你说……这世道,是不是也像这树?”
林修远看着老人浑浊的眼睛,那里头有太多东西——沧桑,疲惫,还有一丝不甘褪尽的精明。
“树有树的活法。”林修远说,“人也有人的活法。”
易中海愣了一下,随即苦笑:“是啊……人各有各的活法。”
他摇摇头,不再说话,转身回屋了。
门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林修远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外走。
胡同里比往常热闹。
好些人聚在巷口,围着个半导体收音机——是街道办刚发的,说是要组织学习。收音机里还在重复下午的社论,声音在傍晚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要搞活经济……”
“要对外开放……”
“要尊重价值规律……”
人们听着,表情各异。老人皱眉,中年人沉思,年轻人眼睛发亮。
张大爷家门口,几个老头正在下棋。棋盘搁在石墩上,但没人看棋,都在说话。
“老张,你说这‘改革开放’,到底怎么个改法?”
“我怎么知道?听上头的呗。”
“我儿子在厂里说,可能要搞‘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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