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阴影下的重生裁量（1/2）

第一百六十二章：阴影下的重生裁量

市中院刑事审判庭的光线带着一种近乎凝滞的沉重，落在被告席上那个穿着深色风衣的男人身上——高明，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此刻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眼镜腿，像在掩饰什么。这场景让赵桐权的思绪微微一沉，“上一世”他曾审理过一起类似的猥亵案，只因被告人的“良好社会形象”和被害人证据的细微瑕疵，判决结果引发了关于“受害者有罪论”的争议，至今想来仍觉遗憾。

“被告人高明，公诉机关指控你于今年7月5日晚，在本市‘星光’电影院散场时，在人群中故意触摸被害人刘女士的隐私部位，后被群众当场抓获，事实是否属实？”赵桐权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清晰而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注。

高明猛地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声音带着刻意的平静：“我没有！是人群太挤，不小心碰到的，她误会了。”

“请公诉人出示证据。”赵桐权看向公诉席，脑海里已浮现出“上一世”的教训——猥亵案件往往发生在私密或拥挤的场合，直接证据较少，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的行为轨迹，这些细节的串联尤为重要。忽视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和案发时的情境，很容易陷入对受害者的不当苛责。

公诉人刘检察官起身，调出电影院的监控录像：画面里，散场的人群拥挤不堪，高明站在刘女士身后，身体与她贴得很近，右手看似自然下垂，实则有明显的前伸动作，持续约五秒后，刘女士猛地转身，惊恐地捂住臀部，随即大喊“你干什么”，周围群众迅速将高明围住。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刘检察官的声音清晰而有力，“监控虽无法直接拍到触摸瞬间，但结合被害人的反应、周围证人的证言，足以还原事实。当时与刘女士同行的张女士证实，她亲眼看到高明的手从刘女士身后收回，刘女士转身时，高明的表情明显慌乱。”

她呈上刘女士的报案记录和医院的诊断证明：“刘女士因受到惊吓，当晚出现失眠、焦虑等应激反应，经心理评估，构成急性应激障碍。她在报案时详细描述了被触摸的部位和感受，与监控中高明的动作轨迹完全吻合。”

辩护席上的谭律师举手：“反对！公诉人仅凭间接证据就认定猥亵，证据链存在瑕疵。”他调出高明的职业证明和社区评价，“高明是某中学的语文教师，教学二十余年，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社区邻居和同事均证明其品行良好，不可能做出此类行为。”

谭律师播放了高明的讯问录像，他在镜头前反复强调：“那天电影散场人太多，我被后面的人推了一下，手不小心碰到了前面的女士，我当时就道歉了，但她情绪很激动。”谭律师补充道，“刘女士的陈述存在矛盾，她在第一次询问时说‘被摸了两下’，第二次却说‘一下’，可见其证言的可信度存疑。”

“应激状态下的记忆偏差，不能否定事实本身。”刘检察官立刻反驳，调出当晚的证人证言录像。画面里，一位穿蓝色t恤的男士说：“我站在他们旁边，听到那个女的喊‘别碰我’，然后看到那个男的（高明）手往回缩，表情很紧张，不像是无意碰到的样子。”另一位阿姨也证实，高明被围住后，曾低声说“我不是故意的”，这与其声称“完全没碰到”的说法矛盾。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高明在被群众围住后，第一时间不是辩解“没碰到”，而是说“人太多，对不起”，直到民警到场后，才改口称“完全是意外”。这种言辞的变化，在“上一世”的类似案件中，往往暗示着被告人的心理防线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