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心血盐铁（2/2）

颜真卿心中大石落地，他长舒一口气，对众人深施一礼：多谢诸位乡亲深明大义！有诸位相助，河北抗敌，必能成功！

就这样，唐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征收盐税（以专卖形式）的举措，在颜真卿的主持下，于沧州悄然推行。

盐铁之利固河防

颜真卿雷厉风行，立刻组织人手，在沧州设立盐务机构，登记盐户，称为——这便是后来第五琦盐法中制度的雏形。他严格规定，亭户必须将盐售与军府，不得私自售卖，违者严惩。同时，他也兑现承诺，以每斗十文的价格收购，并免除亭户的部分杂徭。

盐户们见军府果然言而有信，收购价格公道，且无人刁难，积极性大大提高。原本因战乱而濒临停产的盐灶，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景象。雪白的海盐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军府设立的盐仓。

颜真卿并非简单地将盐买下便了事。他深知，盐若不能顺利卖出，一切都是空谈。他一方面组织人手，将盐运往仍在唐军控制下的地区，如清河、博平乃至更南方的地区销售；另一方面，对于辖区内的百姓，则按平价供应，稳定民心。对于过往的行商，如果愿意承销食盐，军府也给予一定的利润空间，鼓励他们将盐运往更远的地方。

军府收购价是每斗十文，转售时，颜真卿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灵活定价。对于急需食盐的军队和偏远地区，价格会适当提高，但他严令禁止漫天要价、囤积居奇。据后世估算，当时军府转售的盐价，大约在每斗三十至五十文之间，这中间的差价，便构成了一笔可可观的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如同雪中送炭，极大缓解了河北唐军的军费压力。

有了稳定饷源，将士们军心大振、士气高昂。颜真卿趁机整训军队、补充粮草，河北抗叛形势一度好转。他率领唐军多次挫败叛军进攻，使得安禄山一度无法全力南侵。颜真卿在河北首创的盐税制度虽简陋且仅为应急之策，但其效果显着，为他坚守河北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唐军整体战略失误，加之叛军实力强大，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河北诸郡相继沦陷，颜真卿被迫南撤，辗转来到凤翔投奔已即位的唐肃宗。颜真卿虽然离开了河北，但他在沧州征收盐税以充军饷的做法，却如同一颗种子落在大唐风雨飘摇的土地上。

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这一临危受命的权宜之计，竟会深刻影响大唐乃至后世的财政制度。

第五琦袭法创几乎与颜真卿在河北推行盐税的同时，江淮地区另一位名叫第五琦的官员也在为朝廷财政绞尽脑汁。

他在江淮采取增加赋税、改革漕运等一系列措施，虽解了燃眉之急，却也深感财源不足。当听闻颜真卿在河北征收盐税充作军饷且效果显着时，他深受启发，意识到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稳定，若由国家控制必能成为巨大财源。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铸钱使，全面负责国家盐铁事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他正式向肃宗提出改革盐法的建议，上奏道：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一职，请悉东南盐利，使军无乏。肃宗准奏。

第五琦的盐法正是袭用颜真卿在河北的做法并加以系统化、制度化。具体措施如下：设立专门机构与户籍：在山海井灶等产盐之地设置监、院等专门管理机构。

将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无论原盐户还是游民——均登记入册另立户籍，称为（这一名称或许正是借鉴颜真卿在沧州的实践而来）。

亭户专门负责煮盐，政府免除其杂徭，让他们专心盐业生产。国家垄断收购：规定亭户所产之盐必须全部卖给政府设立的监、院，严禁私自贩卖。政府收购价格沿用颜真卿所定的斗盐十文钱，《唐会要》明确记载：就定、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加价转售，垄断销售：政府从亭户手中收购食盐后，并非直接运销各地（如汉武帝时桑弘羊的做法），而是加价转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往各地销售。

加价幅度为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即在每斗十文收购价基础上增加一百文，以每斗一百一十文卖给商人。这便是第五琦创立的榷盐法。

者，独木桥也，意为专卖、专营。即盐的生产由亭户负责，但销售必须经过政府这一独木桥，由政府垄断收购与批发环节。

这种做法与颜真卿在河北的实践一脉相承，却更为完善系统。

它不同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国营官卖（政府包办产、运、销），也不同于东汉、南朝时期的单纯征税（民间自由买卖，政府抽税），而是一种就场专卖制度——政府控制生产源头和批发环节，将零售环节交给商人。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变相的盐税征收方式。

政府以十文收购、一百一十文卖出，每斗盐获一百文净利润，相当于对食盐征收高达十倍的隐性税收。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政府无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直接经营运销，只需控制好收购和批发两个环节，就能获得巨额利润，又避免了官卖的诸多弊端。

第五琦的榷盐法一经推行，效果立竿见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于是始大盐利，以来岁入至四百万缗。要知道，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个唐朝的盐利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左右。第五琦推行榷盐法后，盐利收入激增十倍，极大缓解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政危机，为平叛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盐政溯源话短长

第五琦的榷盐法，在中国盐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自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长达一百三十七年不征盐税的历史正式结束，也标志着唐代盐业专卖制度的正式确立。

若论中国盐政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其中便包括对盐业的控制。

《管子·海王篇》详细阐述了通过垄断山海资源（主要是盐和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思想。管仲认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食盐是人人必需之物，对盐征税隐蔽性强，且税源稳定。

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官煮海水为盐，征而积之，当粜不粜，以衡万物，即由国家组织生产食盐，再加价出售。不过，《管子》中记载的盐政，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和理论构想，其具体实施情况在史料中并不十分明晰。

真正将盐业专卖大规模付诸实践的，是西汉的桑弘羊。汉武帝时期，为筹集对匈奴战争的军费，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官营。

其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由政府招募盐户，提供煮盐工具（牢盆），盐户煮出的盐全部由政府收购，再由政府运输、销售，实行彻底的国家垄断，包办产制运销，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这种制度被称为，从汉武帝时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长达一百五十余年。

东汉建立后，鉴于王莽时期的弊政，刘秀废除盐铁官营，实行政策，准许民间自由经营盐业，政府则对食盐征收人头税性质的，或在产盐地征收少量盐税。这种征税制度持续了一百余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盐政制度较为混乱，南北不一。南朝基本延续东汉做法，对食盐征收赋税，允许民间经营。北朝则时而征税，时而官卖，或两者兼用，政策摇摆不定。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罢盐酒专卖，即完全取消盐税，任由民间自由生产和买卖食盐。

这一政策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从隋文帝开皇三年一直到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共计一百三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时间不征盐税的时期，反映了隋朝及唐初国力强盛、财政宽裕的状况。

唐玄宗开元九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唐玄宗开始在部分地区恢复对盐业的管理，如设置盐铁使，但主要还是以征税为主，且税率不高，盐利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