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土地分配（1/2）

均田风雨：隋代土地分配及赋徭概况

租调之弊与输籍定样

开皇二年所定租调之法，初时颇为简便。丁男一床，即一夫一妇，每岁纳租粟三石。调则随乡土所产，蚕桑之乡输绢一匹，加绵三两；麻布之乡则输布一端，加麻三斤。

单丁及仆隶各纳半数。未受田者，皆不必课。有品爵，或是孝子、义夫、节妇者，亦可免除课役。

此法初行，民以为便，盖因承丧乱之后，版籍荡然，均田制下，百姓至少理论上有田可耕，租调亦相对固定，较之南北朝时期的苛捐杂税，已是天壤之别。

然好景不长，随着天下承平，户口滋殖，隐漏之户逐渐浮现，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亦日益凸显。加之地方官吏在征收租调时，或有舞弊，或有折变，百姓实际负担往往重于法令规定。

苏威在文帝初年曾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虽因王谊等大臣反对而搁置，但其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当时，京畿及关中地区地少人多，而功臣勋贵之家，广占良田，家僮数千，奴婢成群，如杨素一人，前后受赐公田即达百三十顷，其私家僮仆所耕种、经营的土地更不知凡几。反观普通百姓，丁男受田百亩（露田八十、永业二十）之数，在许多地方已成画饼。“狭乡”之处，一丁往往只能分得数十亩，甚至十数亩，却仍需按“一床”之额缴纳租调，其困苦可想而知。

为革此弊，同时亦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防止民户逃亡，尚书左仆射高颎遂献“输籍定样”之法。开皇五年，文帝下令推行。所谓“输籍定样”，乃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的纳税标准，包括各等民户的资产评定、应纳税额等，并将其颁发至州县。

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下乡，依照“定样”，将百姓家口、资产（主要是土地、奴婢、耕牛等）详细记注，确定户等，写成簿籍。这样一来，百姓的纳税负担有了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吏难以随意上下其手，豪强地主亦无法再肆意兼并、隐瞒户口以逃避赋役。

此法推行之初，确有成效。史载“自是奸无所容矣”，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数量激增，财政收入亦随之增长。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定样”虽不能直接增加其土地，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免受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额外盘剥，使其赋役负担相对固定和透明。

因此，“输籍定样”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隋初强盛的经济基础。

然而，制度的执行往往难以尽善尽美。在“输籍定样”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官为了邀功，或迫于上级压力，不免有高估民户资产、提高户等以多征租调的现象。而对于那些真正占有大量土地和奴婢的勋贵之家，其“定样”的执行力度则大打折扣。

杨素家中“家僮数千人，后庭妓妾穿绸着绮罗者以千数”，其家僮奴婢是否如普通民户一般承担租调？史无明载，但以其“贵宠日隆”的地位，想必是享有诸多优免的。因此，租调制度在其看似公平的表象下，依然潜藏着深深的阶级鸿沟。

徭役之重与力役改革

隋代的徭役，是百姓身上又一座沉重的大山。其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正役、杂徭和兵役。

正役，即丁男每年为国家服劳役的时间。开皇初年，定制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称为“番役”。后文帝“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于开皇三年下令将正役减为二十天。这在历代王朝中，已属较轻的负担，体现了文帝初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导向。

然而，这“二十天”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被突破。尤其是到了隋炀帝时期，好大喜功，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三征高句丽……每一项工程都需要征发数百万民夫，徭役的征发早已远超“二十天”的限度，且往往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连妇女也被迫加入劳役的行列。

除了正役，还有各种临时性的杂徭，如为地方政府服各种杂役，修路、筑桥、运粮、转输等，名目繁多，漫无定准。这些杂徭往往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报酬，完全视地方官府的需要而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

兵役，亦是徭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代实行府兵制，府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府兵本人可免除租调，但需自备弓马、粮食和部分装具。

虽然府兵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兵源，减轻了国家的军费负担，但其轮番宿卫、出征作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炀帝时期，频繁的对外战争，使得大量府兵长期征战在外，许多人战死沙场，或“骸骨不归”，家中土地荒芜，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