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永明年份（2/2）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他吸取了南齐灭亡的教训，甫一即位，便着手整顿经济，安抚民心。

他下令废除齐末以来的“杂调谬赋”和“淫刑滥役”，那些诸如“逋布”、“口钱”、“宿债”等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的苛捐杂税，一概予以豁免。

对于鳏寡孤独、无法自存者，他还下令每人赐谷五斛，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梁武帝天监初年，江南地区的米价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波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因遭遇大旱，粮食歉收，斗米价格飙升至五千钱；而到了天监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斛米价格竟跌至三十钱。

如此巨大的反差，也反映了当时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梁武帝在经济治理上面临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梁武帝对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与改革。

要理解梁武帝的改革，需先回顾东晋以来赋役制度的演变。大致来说，西晋的租调制度是按资产评定户等，再按户等确定税额，相对较为合理。东晋建立后，田租起初是按亩征收，后来改为按丁征收；户调则依然按户等征收。

按户等征收户调，本是考虑到家庭资产差异的公平做法，但在实际执行中，负责征收的官吏往往对百姓资产计算过于苛严。史载，一尺来高的桑树，便要计入资产征税；房屋尚未建成，便得按照新屋的标准呈报房产。

如此一来，弄得百姓人人自危，不敢建屋，不敢植树，生怕增加资产，多交赋税。更有甚者，地方官吏上下其手，与富户勾结，使得赋役负担反而更多地落在了贫者身上，公平荡然无存。

梁武帝对此深恶痛绝。天监元年，他力排众议，下诏改革，宣布“去人赀，计丁征布”。也就是说，户调不再按照资产（人赀）定户等征收，而是改为按丁征收布帛。

这一改革，旨在避免官吏在评定资产时的苛求和舞弊，虽然未必是最完美的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恐慌，减轻了贫者的负担，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这项重大改革，梁武帝在赋役处理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举措。天监十六年，他下令免除贫户一年的“三调”（此时的三调应已不包含杂调，主要指田租、户调及少量必要的调发）；对于无田的农民，政府给予田地耕种；家中有产妇的，可以免除徭役；同时，他还下令平反冤狱，赈济孤老鳏寡，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使得梁朝初年的社会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军队在对北魏的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收复了若干失地，北魏的荆州及徐州刺史也率部归降梁朝。梁武帝为了安抚这些新附民众，稳定边疆，诏令他们可永远免除徭役。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为了鼓励流亡在外的百姓回归故土，恢复生产，武帝又规定，流亡者复业后可免役五年，家境贫寒者还可免收一年的“三调”。

对于那些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耕作的百姓，即“孝弟力田者”，则赐爵一级，以资鼓励。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梁武帝又对全国部分地区赦免了百姓积欠政府的“宿债”以及一年的“三调”。到了大同七年，他更是体察民情，下令停止各郡县役使女丁，这在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无疑是一项进步的举措。

综上所述，梁武帝在位前期，确实展现出一代明君的风范。他定都建康后，废除南齐末年的杂调谬赋、淫刑滥役，豁免逋布、口钱、宿债，赈济贫弱。面对米价的剧烈波动，他积极应对。在赋役制度上，他推行“计丁征布”，努力革除东晋以来按资产征税的弊端。

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赦免宿债，鼓励垦荒，优待新附，停止役使女丁。即便是在天监四年大举北伐，军费紧张之时，他也只是要求王公以下缴纳租谷以助军资，而并未增加平民的租调负担，这份克制与体恤，实属难得。

因此，梁武帝统治的前期，梁朝的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百姓的赋役负担较之于宋、齐两代，确实轻省了许多，史称“江表无事”，民得以休养生息。

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梁武帝在位日久，到了晚年，年届古稀，精力日衰，处事也渐渐糊涂起来。

他沉溺于佛教，大兴寺庙，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对朝政的掌控力也逐渐下降，最终酿成了“侯景之乱”，自己也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

一代英主，晚节不保，诚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