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双线并进》一(2/2)

“各位街坊,我是张振,这部电影的监制。”

他开门见山,“首先,我为几天前的火灾郑重道歉。虽然只是布景着火,但让各位担心了,是我们的责任。”

台下窃窃私语。

“但我想请各位明白,我们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消费城寨的苦难。”

张振提高声音,“我们是为了记住——记住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记住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故事。”

林伯年接过话筒:“各位老街坊,我林伯年在城寨住了三十八年,做了三十八年灯笼。我为什么要做记忆灯笼?因为城寨要拆了,但我们的记忆不能拆。”

他指着挂满四周的灯笼:“这里的每一盏灯笼,都刻着一位街坊的故事。陈阿婆的等待,李老师的夜校,粤剧社的天台排练……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生活。电影要把这些故事带出去,让全香港、甚至全世界的人知道——九龙城寨不只是一个贫民窟,这里是三万个香港人的家。”

一位白发老人站起来:“林师傅,我相信你。但是电影公司……他们真的会在意我们的故事吗?”

张振拿出准备好的文件:“这位阿伯问得好。这是我们拟定的协议——电影上映后,净利润的百分之十,将平分给所有,在电影中出现真实故事的家庭。目前是九十九户,如果还有愿意分享故事的街坊,可以随时加入。”

台下顿时哗然。

“另外,”

张振继续说,“电影拍摄期间,我们会聘请城寨居民参与道具制作、场地管理、群众演员等工作,按市价支付薪酬。电影首映礼,将在城寨天台举行,所有城寨居民免费入场。”

陈阿婆颤巍巍地站起来:“张先生,我……我不要钱。我只想让我等阿海的故事被记住。这样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或者他的后人回来了,就能知道我一直在等他。”

这番话,让现场安静下来。

章国明拿起喇叭:“各位,我们不只是拍电影,我们是在抢救记忆。城寨明年就拆了,推土机一来,什么都没了。但电影可以永远保存这些故事,一百年后,还有人能看见。”

一个年轻人举手:“导演,我能演我自己阿爸的故事吗?他是城寨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当然可以。”

章国明眼睛一亮,“我们正需要年轻一代的视角。”

说明会结束时,气氛已经完全转变。

许多居民围着剧组,争相讲述自己的故事。

林伯年对张振说:“你做到了。”

“是您的灯笼做到了。”

张振看着那些,被点亮的记忆灯笼,“光在,记忆就在。”

第三幕:双片联动。

10月25日,星时代办公室。

两部电影的拍摄,已进入后半程,张振开始策划宣传方案。

“我想做一个联动。”

他在白板上画图,“《漂洋饼的来信》讲的是主动连接,《城寨灯笼谜》讲的是被动守望。一个送出,一个等待——这是曾经的香港人,生活离散经历的一体两面。”

何芷晴刚从长洲回来,晒黑了些。

但眼神更亮了:“许导说,我们可以在漂洋饼的电影结尾加一个彩蛋——女主角在整理爷爷遗物时,发现一封信,是爷爷写给九龙城寨一位老朋友的,但信始终没寄出。而那位老朋友,就是灯笼师傅。”

陈浩东接话:“灯笼戏那边也可以呼应——林师傅在制作第一百盏灯笼时,镜头扫过他的工作台,上面有一盒永昌饼家的漂洋饼,已经发霉了,但盒子还留着。”

“好!”

张振拍手,“这样两部电影,就形成了暗线连接。而且……”

他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周永昌留下的三把钥匙。

“漂洋饼的悬念是‘名册在哪’,灯笼戏的悬念是‘第一百盏灯笼为谁而做’。我们可以在宣传时,把这两个悬念捆绑——‘寻找失落的记忆,连接断裂的时空’。”

大飞兴奋:“那首映礼呢?真要放在城寨天台?”

“对。”

张振眼神坚定,“而且要在同一天,两个剧组一起办。漂洋饼剧组从长洲,带来刚复刻的漂洋饼,灯笼剧组点亮所有记忆灯笼。让饼的香味和灯笼的光,交织在一起。”

黄沾计算着:“但城寨天台最多容纳三百人,而两部电影的首映礼,媒体、影评人、明星嘉宾加起来就要两百多,城寨居民……”

“居民优先。”

张振说,“媒体和嘉宾只邀请必要的人。首映礼的核心,是让故事的主人公们,看到自己的故事被呈现。这比任何明星效应都重要。”

正说着,电话响了。

邹文怀亲自打来:“张先生,我刚看了《漂洋饼的来信》粗剪版。许导拍得非常好,但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在电影里,加入一些当年真实的漂洋饼盒、信件作为道具?这样更有历史感。”

张振心中一动:“邹先生,我有个更大胆的想法。”

第四幕:实物展览。

10月30日,香港大会堂低座展览厅。

一场特殊的展览正在筹备:《漂洋过海的记忆——1950年代香港离散书信实物展》。

展厅中央,是周永昌留下的三把钥匙。

装在特制的玻璃柜中。

周围陈列着,从各地征集来的实物:

发黄的信纸、褪色的照片、破损的漂洋饼盒、手绘的家谱图……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记忆墙”,上面贴满了征集到的离散故事摘要。

每一张卡片都可以翻开,背后是更详细的故事。

“这些实物,都是从哪里找来的?”

何芷晴惊讶地问。

“很多是听了广播节目后,观众主动寄来的。”

黄沾整理着登记册,“也有些是周国伟提供的——周永昌当年保留了一些信件的副本,用隐形墨水写在旧账本上,我们最近才用特殊方法显现出来。”

陈浩东指着一封信:“看这个,1953年,一个女儿写给在内地母亲的,藏在漂洋饼里寄过去。信里只有一句话:‘阿妈,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勿念。’”

“这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