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盛世余晖——乾隆晚年的统治抉择及其时代困局（1/2）

天榜画卷徐徐展开，乾隆皇帝统治的最后二十年（约1776年至1799年）在金光流转中渐次呈现。

这一时期的清帝国，虽在表面上维持着“十全武功”的余晖与《四库全书》修纂的文治盛景，但其内里已潜藏着深重的危机。

乾隆晚年的决策，既有基于传统政治智慧的审慎考量，亦暴露了帝国体制在面对全球变局时的僵化与局限。

乾隆晚年虽以“持盈保泰”为宗旨，却未全然放弃对国事的干预。

在经济领域，面对人口激增与粮食价格波动，他延续了早年的酒禁政策，试图通过限制酿酒来保障粮食供应。

这一政策虽因现实阻力未能彻底推行，却反映了统治者对民生基础的重视。

在吏治方面，乾隆通过行政处分制度的弹性化运作，对官员的“公罪”与“私罪”加以区分，并对部分降革官员实行“从宽留任”，以缓解因条例繁密导致的政务停滞问题。

例如乾隆三十三年，十八名受处分的地方大员中，有九人被减免处罚，此举既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稳定，也避免了人才枯竭。

此外，乾隆对边疆的治理仍具成效：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1787-1788）、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1790-1792），并通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强化了对西藏的管辖，体现了帝国对疆域控制的最后强化。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访，成为中西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后世常以乾隆拒绝英国通商要求作为“闭关锁国”的罪证，然细究史料，其决策实有深层的政治逻辑。

使团提出的割让舟山小岛、增开口岸、减免关税、在京设馆等要求，在清朝看来，无异于对“天朝体制”的全面挑战。

允许英人在京设馆，可能被视为监视中枢之举；自由传教则恐引发如后来教案频发的社会动荡；而关税自主权更是主权命脉，不容旁落。

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并非全然盲目自大，而是基于朝贡贸易体系下对等外交原则的回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对英国的威胁并非毫无警觉。

使团离去后，他连下谕旨，指出“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命东南沿海“一体防范”，并要求地方官“不得额外加税，以免授人以柄”。

这种防范意识，体现了传统地缘政治智慧中对潜在风险的敏锐。

然而，其局限在于：虽知英国之“强”，却未深究其“所以强”。

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军事技术革新与全球殖民扩张逻辑，并未引起清廷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