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鼎盛之巅·隐患暗生——乾隆中期的文治武功（2/2）

海上贸易则严格受政府控制，私人不能同海外商人直接交易，只能通过政府指定的代理商进行。

外国商船只能依法停靠在广州、厦门、宁波和松江四个港口。

这种贸易政策虽便于管理，却也限制了对外贸易的活力。

对于南洋贸易，清廷展现出务实态度。乾隆年间对暹罗、安南等国进口大米制定了详细的免税规则，如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

这些政策体现了18世纪中叶清廷在对外政策上的理性考量以及对海路来华货物的依赖。

在乾隆中期的科学领域，除了明安图的卓越贡献外，还有一批科学家在各自领域取得显着成就。

明安图在乾隆二十七年升任钦天监监正，主管钦天监的全部工作。

他在担任时宪科五官正期间，不仅参与编制历书，还经常参与将各种天文现象观测结果汇制成为题本进呈给朝廷。

这些科学活动为农业生产和历法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地理测绘领域，乾隆年间进行的全国性测量工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科学家们采用西方传入的测绘技术，结合中国传统方法，完成了对全国疆域的科学测绘。

这一成就不仅具有科学价值，也为清朝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地理信息支持。

然而，在这盛世景象之下，隐患已然显现。

乾隆三十年代，清缅战争的困境暴露了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朝廷内部，和珅逐渐崛起，其贪腐网络开始形成。

而在思想领域，文字狱的阴影日益浓厚，乾隆帝在《题东林列传》中将明亡归咎于讲学引发的门户之争，反映出对士人结社与自由讲学的深深忌惮。

在学术领域，乾隆帝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日益公开化。

他在《仲春朔吉》中否定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反对“变置社稷”之说，批判朱熹的解释有着轻视君王的倾向。

这些思想倾向与严密的文字狱相结合，使得士林风气逐渐转向考据训诂，而不敢涉及经世致用之学。

乾隆中期的二十年，大清帝国在疆域、文化、科技等方面均达到了鼎盛，却也正是在这极盛之中，闭关自守的倾向、严密的思想控制、官僚体系的腐化等问题已然滋生。

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帝王，在打造空前盛世的同时，也为帝国的未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这二十年间的辉煌成就与潜在隐患，无不为之感叹：盛极而衰，虽是历史常态，却总令人扼腕。

而这一切，都将在接下来的乾隆统治晚期，逐渐显现出其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