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盛世余晖·隐患深植——乾隆晚期的统治与转折（1/2）

乾隆皇帝统治的最后二十年（约1776年至1799年），大清帝国在表面繁荣之下，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各项政策趋于保守，而外部挑战也日益严峻。

这一时期，乾隆皇帝一方面继续推动文化工程，另一方面则面对日益棘手的内部治理和对外关系问题，盛世的余晖中已隐约可见衰落的阴影。

乾隆晚期，《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这部旷世巨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编纂，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才告竣，贮藏于紫禁城文渊阁。乾隆皇帝对此工程极为重视，将其视为自己文治功业的象征。

然而，在编纂过程中，大量被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或违背儒家正统的书籍遭到删改或销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隆晚期文字狱案件愈发频繁和严酷。

例如，乾隆四十三年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因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曲解为反清，已故的徐述夔及其子被剖棺戮尸，孙辈问斩，牵连甚广。

这类案件深刻反映了清廷对思想控制的加强，士林风气渐趋保守，考据训诂之学盛行，而经世致用的精神受到抑制。

在对外贸易方面，乾隆晚期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就下令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等地，这就是所谓的 “一口通商”政策 。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发生了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北上天津投诉事件。

洪任辉因不满广州行商和海关官吏的勒索，以及希望开辟宁波贸易，径直到天津向朝廷投诉。

此举触怒了乾隆皇帝，结果洪任辉被在澳门圈禁三年，而后驱逐出境。

此后，清廷在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颁布了 《防范外夷规条》 （又称《防夷五事》），进一步加强对来华外商的管理和限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lord macartney）访华，这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为名，携带了大量礼品，并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等地为通商口岸、减免关税、允许英国派遣驻华使节等要求。

然而，由于礼仪之争（马戛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以及乾隆皇帝对英国请求的全面拒绝，这次外交尝试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宣称。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充分体现了清廷在天朝上国观念下的自我封闭心态。

乾隆晚期，所谓的“十全武功”尚余最后几役。

其中，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1787-1788） 耗费军饷约800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