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文化输出，汉字儒学播东瀛（2/2）

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也由宋传入高丽，并得到发展（高丽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促进了书籍传播。

佛教方面，高丽本身佛教盛行，与南宋的禅宗、天台宗交流密切，求法僧往来不绝。

交趾（李朝）、占城等国，虽地处岭南以南，文化上受中原影响已久，但南宋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和官方册封关系的维持，汉文化的辐射力进一步增强。

交趾的宫廷制度、科举取士、律法格式，多仿宋制。

汉字是官方文字，儒学是统治思想。占城则通过贸易，大量吸收宋瓷、丝绸、钱币，其建筑、雕塑中也可见宋风影响。

僧侣、商人将汉语、汉文带到这些地区，成为上层社会交流、文书往来的重要工具。

这种“文化输出”并非单向的灌输，而是一种“高势能文明向低势能地区的自然流淌与选择性吸收”。

南宋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璀璨的文化、精深的思想、先进的技术，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磁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周边民族与国家，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如日本武士阶层寻求精神支柱与统治理论，高丽王朝需要完善官僚制度，各地都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等），主动地、有选择地学习、模仿、消化南宋文化，并将其与本土传统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

临安朝廷对此心知肚明，并乐见其成。

在赵构与重臣们看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文化的吸引与认同，远比武力的征服更为持久和根本。

“汉字”成为东亚的通用书面语，“儒学”成为共同的价值伦理基础，“佛教”成为重要的精神纽带，“宋式”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技工艺成为竞相效仿的典范，这无形中构建了一个以南宋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

这个文化圈内，虽然政治实体各自独立，甚至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如宋与金、夏），但在文化层面上，却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这极大地增强了南宋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使其在外交、贸易、情报等多个领域占据主动。

当高丽士子以能吟诵苏东坡的词为荣，当日本禅僧以得到大慧宗杲的印可为毕生追求，当交趾国王的诏书用典雅汉文书写时，南宋的文化领导地位便已确立。

这无形的疆域，远比有形的国土更为辽阔和稳固。

紫宸殿内，赵构翻阅着礼部呈上的《诸蕃朝贡及请书录》，看到其中高丽求赐《大藏经》新刊本、日本求请高僧渡海传法、交趾求派儒学博士的奏请，对身旁的参知政事赵鼎淡然道：“赵卿，你看，这便是‘王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言而化民成俗。

我朝之典章文物，若能泽被四夷，使其渐染华风，仰慕礼义，则边衅自息，远人自附。

此乃长治久安之道，非金戈铁马所能及也。”

赵鼎躬身答道：“官家圣明。

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我朝文教昌明，德化远播，使海外知有中华礼乐，慕我衣冠文物，自生向化之心。

此诚‘文化’之伟力。

然，亦需‘武备’以为之盾，方可保此文华，不为夷狄所轻。”

赵构颔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然。故朕既重水师以通海路，亦兴文教以传圣学。

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着礼部、国子监，对诸蕃请书、请僧、请儒之事，酌情允准，并选精当之典籍、高僧、名儒以应。

此亦怀柔远人之一策也。”

于是，一批批刻印精良的儒家经典、佛道藏经、医书农书，随着商船驶向海外；一位位学问渊博的儒者、道行高深的僧侣，受朝廷派遣或应他国邀请，踏上了文化使节的旅程；

宋钱（铜钱）在东亚广泛流通，成为“国际货币”；

宋瓷、宋绸成为各国贵族争相收藏的奢侈品；

宋式建筑点缀着他国的城市天际线；

汉字与汉文，成为东亚知识阶层共同的交流工具与思维载体。

这无声的文化浸润，如同春雨润物，潜移默化，却又根深蒂固。

它或许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却能在战火熄灭后，重新弥合文明的裂痕；它或许不能立刻带来领土的扩张，却能让帝国的精神疆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

当蒙古的铁蹄还在遥远的西方驰骋，南宋的文化影响力，已如同海上明月，光耀着整个东亚的夜空，为这个即将面临更猛烈暴风雨的时代，保存并传播着华夏文明的火种与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