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6章 远方的警钟（1/2）

就在“星火启学平板”的热搜词条在互联网上持续燃烧，将南都市推向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之时，一场真正的风暴，正在京城酝酿。

这股风暴的源头，并非来自社交媒体上嘈杂的喧嚣，也不是来自那些互相攻讦的自媒体文章，而是一本发行量不大，却在学界和高层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权威期刊，《教育研究评论》。

十一月下旬，最新一期的期刊上，刊登了一篇由着名教育社会学家魏宏远亲笔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冷静而尖锐——《警惕“智慧教育”旗号下的大规模社会实验》。

魏宏远已经年近八旬，在教育领域德高望重，他的观点，向来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这篇文章没有使用任何煽动性的词汇，通篇都是冷静的思辨和严谨的逻辑，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和批判，却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具分量。

文章开篇，魏宏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南都正在进行的“智慧课堂”项目，其本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教学工具或一种教学模式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在数以万计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身上，进行的一场缺乏伦理评估、缺乏长效追踪、缺乏风险控制的，大规模、高风险的社会实验。

他将矛头直指“智慧分班”这一核心举措。他认为，这种完全基于学习效率和数据表现的强制性分组，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它看似精准，实则粗暴地给孩子们贴上了“快”与“慢”、“优”与“劣”的标签。这种过早的、由算法定义的“筛选”，不仅会固化阶层差异，更可能对那些被划入“潜力组”的孩子，造成难以逆转的心理创伤和自我认同危机。

“我们正在用一个冰冷的、只追求效率的数字系统，去定义一个个鲜活的、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这套系统会告诉孩子，你不行，你比别人慢，你需要被‘夯实’。这种负面心理暗示，将如影随形，伴随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一个孩子从十岁开始，就从他最信任的老师、最依赖的学校那里，得到了一个‘你不行’的官方认证时，我们如何指望他能在未来建立起健全的人格和自信心？”

文章引用了大量国内外关于儿童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论证了这种“标签化”行为对青少年自我认知、社交能力乃至长期发展的潜在危害。

魏宏远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技术本身没有原罪，但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边界，必须有温度，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是培养心智健全的社会公民，而不是训练一批只会在数据上跑得快的‘选手’。南都的实验，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道。我呼吁，立即叫停这场以‘未来’为名，却可能在牺牲一代人未来的危险游戏。”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京城的学术界和高层激起了巨大的波澜。魏宏远的影响力，和他文章中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让所有人都无法忽视。那些原本只是在网络上围观热点的部委领导、专家学者，此刻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一场小范围的、高度保密的会议在教育部召开。与会者，包括了来自教育部、社科院的几位资深专家，以及长期关注基础教育问题的几位退休老领导。魏宏远的这篇评论文章，被打印出来，分发到了每一个人手中。

会议的气氛异常凝重。

“魏老先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位社科院的专家率先开口，“我们不能被南都方面那些漂亮的ppt和增长数据蒙蔽了双眼。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效率问题。”

“我同意。我看了南都教育局报上来的材料，通篇都是在讲技术如何赋能，成绩如何提高，但对于学生心理状态的变化，对于可能出现的教育公平问题，却避而不谈。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另一位教育部官员附和道。

那位曾对南都模式表示“先看一看”的老者，也在场。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目光扫过全场，最后缓缓开口：“看来，光听汇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去现场，去一线，去听一听那些没有被数据报告收录进去的，最真实的声音。”

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一个由教育部、社科院专家组成的非正式调查组，迅速成立。组长，正是魏宏远本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调查组的行程被严格保密，对外不透露任何信息。他们没有通知南都地方政府，几辆挂着普通牌照的公务车，悄无声息地驶离京城，一路南下。

远方的警钟已经敲响，但身处风暴中心的南都教育局，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说，他们正沉浸在一种由数据和媒体共同营造的虚假繁荣中，刻意忽略了那些危险的信号。

张局长最近的日子，过得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来自社会舆论和家长的压力，让他焦头烂额。但另一方面，来自上级的肯定和“智慧课堂”所呈现出的惊人“成果”，又让他充满了豪赌的快感。

魏宏远的文章发表后，虽然在顶层引起了震动，但由于期刊的专业性，其影响传导到地方还需要时间。张局长通过自己的渠道，只是隐约听说京城有些不同的声音，但他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觉得，这不过是些老学究的陈词滥调，根本不懂什么叫“大数据”，什么叫“未来教育”。

在他看来，任何改革都会有争议，只要自己能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所有的争议最终都会烟消云

散。

而政绩，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

十一月中旬，江南省十三个地级市举行了初中阶段的期中联考。南都作为“智慧课堂”的试点城市，成绩报告一出来，便震惊了全省。所有参与试点的班级，无论是在平均分、优秀率还是在标准差上，都全面超越了其他城市。尤其是那些被划分为“高效探索组”的班级，其成绩更是遥遥领先，呈现出碾压性的优势。

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张局长和所有支持者都挺直了腰杆。

紧接着，一批精心策划的“成果报道”，开始在南都本地乃至全省的各大媒体上密集出现。

报道的主角，不再是那个引发争议的“神童”张磊，而是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成功案例”。

一篇题为《“问题少年”的逆袭》的报道，占据了《南都教育报》的头版头条。报道讲述了某中学初二学生小杰的故事。在引入“启学平板”之前，小杰是老师眼中最头疼的“差生”，上课睡觉，课后沉迷游戏，成绩常年垫底。但在“智慧课堂”的引导下，他被平板里游戏化的学习方式所吸引，系统根据他的知识薄弱点，为他量身定制了学习路径。短短两个月，小杰像变了一个人，不仅成绩突飞猛进，还在平台上的编程兴趣小组里，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另一篇报道，则聚焦于一位“b类”学生的转变。文章配发了多张照片，展现了一位年轻老师，如何利用启学平板的“错题本”和“一对一辅导”功能，在课余时间帮助一名原本对数学充满恐惧的女生，一点点建立起信心，最终在期中考试里取得了及格的成绩。那个女孩在镜头前露出的笑容，真诚而灿烂。

这些报道，都基于“真实事件”，每一个案例都有据可查。它们巧妙地避开了“分班”这一敏感话题，转而强调技术的“个性化”和“因材施教”的优势，成功地将公众的视线，从对教育公平的担忧，转移到了对“差生逆袭”的惊叹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上。

南都教育局的风声鹤唳，变成了一场有条不紊、精心组织的正面宣传攻势。张局长亲自坐镇指挥，要求所有试点学校，积极配合媒体采访，大力宣传“成功经验”，营造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改革景象。他相信，只要把“典型”树立起来，把“故事”讲好了，就能压倒一切质疑的声音。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

就在张局长踌躇满志，准备迎接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成果”的时候，李浩却从京城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消息。

“调查组已经南下了，魏宏远亲自带队。”电话里，朋友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次是动真格的了，绕开了所有人，估计这会儿已经到南都了。你们自己小心点。”

挂断电话，李浩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背脊升起，瞬间传遍全身。

魏宏远。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中国教育界最坚守传统与人文关怀的一股力量。他的亲自到来，意味着这件事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意志的层面，不再是南都一个市、星火一家公司可以关起门来处理的“试点项目”。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李浩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拉下了百叶窗，隔绝了窗外世界的一切光线。整个空间，只剩下他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服务器机柜风扇单调的嗡鸣。他没有开灯，只是走到了办公桌前，唤醒了面前那三块巨大的显示屏。

幽蓝色的光芒，照亮了他凝重的脸。他调出了“智慧课堂”项目的后台数据总览，那是一个由无数图表、曲线和数据流构成的，上帝视角般的数字驾驶舱。

左侧的屏幕上，是项目的“成果”，是足以让张局长和吴越那种“数据原教旨主义者”欣喜若狂的功勋章。

代表活跃度的曲线，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陡峭地耸立着，日均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惊人的4.5个小时。超过九成的试点学生，每日深度参与。内容库里的数万节课程，被数百万次地点击、学习、完成。学生的答题总量，已经累积到了一个天文数字，每一个数据点，都代表着一次知识的交互。

最让支持者们引以为傲的，是那条“能力提升”曲线。系统根据学生的答题正确率、完成时间和知识点掌握程度，构建了一个动态的能力评估模型。在这条曲线上，代表“高效探索组”（即a班）的蓝色线条，与代表“潜力夯实组”（即b班）的红色线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分叉、拉开。蓝线昂扬向上，红线则在缓慢爬升后，呈现出一条令人不安的平缓趋势。

在吴越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实验模型，清晰地证明了“因材施教”的有效性。但在李浩眼中，这道分叉的鸿沟，像一道正在开裂的伤口，横亘在屏幕中央，触目惊心。

他将目光移向中间的屏幕。这里，是他要求数据部门秘密整理的，“代价”的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