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献计互市（1/2）

随着突厥使臣事件暂告一段落，以及“互市”的提议被摆上台面，朝廷内部关于如何具体操作此事，产生了愈发激烈的争论。这并非简单的商业决策，而是涉及外交、军事、经济乃至情报的复杂国策。

主和派以部分文官及希望边境安宁的官员为代表，认为既然开放互市，就当以诚相待，秉持“怀柔远人”的理念，进行公平交易。他们主张提供优质的粮食、布匹，换取突厥的马匹、皮草，以期能真正缓和与突厥的紧张关系，换取边境的长久安宁，为国内恢复生产争取更长时间。“若能以金帛换得数年和平，使百姓休养生息，便是值得。”这是他们核心的论调。

主战派则以军方和部分强硬派文官为主，他们对此深表怀疑。李靖、程咬金等人虽未明确反对互市，但强烈要求必须严加管控。他们担心，互市会被突厥利用，一方面获取他们急需的物资，弥补其白灾后的损失，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可能借此探查大唐边境防务虚实，甚至暗中收购生铁、铜料等战略物资，或收买边民、细作。“此乃资敌养患！必须严格限制交易物品、数量，并派重兵监视，以防不测！”甚至有激进者提出，可在交易物资中做些手脚，比如在粮食中掺入砂石，或以次充好，借此削弱突厥。

双方各执一词，在几次小范围的商议中争得面红耳赤，难以达成共识。互市的具体章程迟迟无法定稿。

这一日，李世民再次于两仪殿召集相关核心大臣，商议互市具体章程。参与会议的除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宰相，还有兵部尚书李靖、户部尚书戴胄（负责财政和物资调配），以及负责具体边贸事务和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卿、少府监（负责部分宫廷采买和官营手工业）官员。

王泽作为《平突厥三策》的提出者，并且其策论中“下策”的核心便是“挫锐导势”，通过互市来引导和牵制突厥，也被特旨召参与此次高级别会议。这无疑是对他能力的又一次肯定和考验，也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制定具体国策的讨论层面。

会议伊始，争论便再次上演。主和派强调“信义”与“怀柔”的重要性，主张宽松管理；主战派则反复强调“安全”与“防范”，要求严厉管控。户部尚书戴胄则从财政角度出发，担心若管理不善，可能导致朝廷控制的物资流失，却换不回等值的战略物资，得不偿失。

王泽静坐一旁，认真聆听着双方的论点，并未急于发言。他发现，双方的争论似乎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的误区——要么完全放开，要么彻底管死。而这，显然都不是最优解。

待双方争论稍歇，气氛略显沉闷之际，王泽才缓缓起身，拱手向李世民及诸位重臣行礼，声音清晰而沉稳：“陛下，诸位公卿，臣有一愚见，或可兼听。”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这个年轻的监丞身上。对于他的“奇策”，众人已不敢小觑，但关于互市这等具体实务，他是否还能有高论？

“王监丞但说无妨。”李世民开口道，目光中带着鼓励。

“臣以为，”王泽不疾不徐地道，“诸位大人所虑，皆有道理。然，互市之事，绝非简单的商贾买卖，实乃一场不见刀兵的交锋，是‘伐交’之策的延伸，亦是‘固本’之策的补充。”

他开宗明义，将互市提升到了战略高度，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故而，对待互市，既不可一味怀柔，示敌以弱，损己利人；亦不可过于苛刻，激化矛盾，徒增边患。当以‘掌控’与‘利我’四字为要诀，将互市之利，尽归于我，将互市之弊，消弭于无形。”

“掌控？利我？”李世民重复着这两个词，眼中闪过思索之色，“细细道来。”

“所谓‘掌控’，”王泽解释道，目光扫过在场众人，“便是要将互市的主动权、规则制定权、监督执行权，牢牢掌握在我朝手中，令突厥只能在我划定的框架内行事。”

他条分缕析：

“其一，地点掌控。互市场所，必须由我朝指定，设在利于我军防守、远离我核心区域、却又便于控制的边境要地。派精兵驻守，修筑营垒烽燧，使其处于我军事威慑之下。”

“其二，物品掌控。成立严格的可交易物品清单。凡涉及军国机密、可增强突厥战争潜力的物品，如生铁、精铜、优质钢材、弓箭、铠甲、战车构件、军工图纸、乃至可用于制作弓弩的特定木材、筋角等，一律严禁交易，违者以资敌论处！反之，我方主要输出粮食、布帛、茶叶、瓷器、药材等生活物资，以及……少量非核心的、我朝已淘汰或可大量生产的普通铁器（如铁锅、农具），以满足其基本需求，但又不足以支撑其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三，数量与价格掌控。交易数量，需由我朝根据边情、年景、乃至对突厥各部的情报，进行动态调整，避免其过量囤积。价格，亦需由我朝主导定价，尤其是我方急需的战略物资，如良马，当以优惠价优先、大量收购。”

“其四，人员掌控。对所有参与互市的突厥商人、使者，进行严格登记、查验，限制其活动范围，并安排专人（可混杂细作）密切监视其动向。”

这一番关于“掌控”的论述，系统而严密，几乎将主战派担心的所有漏洞都考虑了进去，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管控措施，让李靖、程咬金等人都不由自主地点头。

“那‘利我’又当如何解？”户部尚书戴胄更关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