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学堂与分级教育（2/2）
周郎中慢悠悠地说：“卫生常识也得教。很多病是吃出来的、脏出来的。教孩子喝开水，勤洗手，能少死一半人。”
吴先生被吵得头大，一拍桌子：“都别吵！李盟主，您说！”
李健一直听着，这时才开口：“都要教，但要有主次。识字、算术是基础，必须扎实。卫生常识、农技知识、安全常识是生活必需，也要教。圣贤书……选几句最实用的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道理在哪都用得上。其他的，等孩子们基础打好了，有兴趣自己学。”
最后折中方案：教材分四册，每册侧重点不同。
《识字册》：收录五百个最常用字，按主题分类。比如“农事类”：耕、种、锄、收、粮、仓；“生活类”：衣、食、住、行、病、医。每个字配图——吴先生画的简笔画，虽然抽象得像鬼画符，但意思到了。还有组词、造句，都是日常用的。
《算术册》：从数数开始，到加减乘除，再到丈量、计算面积体积、分配比例。例题全是实际场景：一块地长二十步宽十五步，算面积；一家人五口，分一百斤粮，每人多少；建一间房需要八百块砖，现有五百块，还差多少。
《常识册》：包括卫生常识（喝开水、勤洗手、垃圾入桶）、农技知识（二十四节气歌、常见作物习性）、安全常识（火灾逃跑路线、遇见土匪怎么办）、道德规范（团结互助故事、诚实守信案例）。
《律法册》：其实就是新家峁的规章制度，用浅显的话写出来：为什么要交税（养民兵、建学校、修路），为什么要守纪律（大家安全），权利（分地、上学、看病）和义务（劳动、纳税、保卫家园）。
争议最大的是“圣贤语录”部分。王秀才坚持要加二十句，李定国说五句就够了。最后吵到李健那儿，李健拍板：十句。选最实用、最没争议的，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教材编写花了整整两个月。这期间，孩子们没书读，吴先生就临时教他们背《九九歌》、认身边的东西：桌子、凳子、窗户、门。李定国带大孩子们去地里，实地测量，回来算面积，虽然没课本，但学得津津有味。
教材编好后，更大的问题来了：怎么复制？新家峁没有印刷术，连雕版都没有。全靠手抄。
吴先生发动所有识字的人，包括刚学会写字的大孩子，一起抄写。议事堂成了大抄书场，几十个人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地抄。孩子们抄书，既是学习，又是劳动——抄一页记一个工分，能换糖吃。
李定国字写得好，又快又工整，一天能抄三十页。他边抄边教旁边的孩子：“这个‘算’字，上面是‘竹’，下面是‘目’。古代用竹筹计算，要用心（目）去看。所以算术要用心。”
孩子们学得认真。他们知道，这些书抄出来是给自己用的，格外珍惜。有个叫狗剩的孩子，抄书时滴了滴墨在纸上，急得哭了，李定国安慰他：“没事，这点墨，就当给字点了颗痣。”
终于，三百套教材（每套四册）抄完了。虽然字迹五花八门，有的歪有的斜，但厚厚实实，散发着墨香和纸香。
教材解决了，教学方法又成了问题。传统私塾是先生念，学生摇头晃脑地背，背不出打手心。李健坚决反对：“咱们不体罚。要启发，要互动，要联系实际。”
他亲自示范了一节课，教“耕”字。
先带二十个孩子到地里，看王石头他们耕地。老牛拉着犁，泥土翻卷，孩子们看得入神。回来后在沙盘（木框装细沙）上写“耕”字，李健讲解结构：左边“耒”（古代农具，画了个像叉子的图），右边“井”（井田制，表示田地，画了方格）。然后组词：耕地、耕耘、春耕。再造句：春天到了，我爹去耕地了。
最后，让孩子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写对了表扬，写错了纠正，手把手教。一个叫铁蛋的孩子写了十遍才写对，李健没骂，反而说：“铁蛋有耐心，好样的。”
孩子们兴致勃勃。这种教学法，比干背“耕，耕田之耕”有趣多了。下课后，孩子们还在沙盘上写写画画，互相比赛。
年轻教师们跟着学。李定国教算术时，带孩子们去粮仓，实地测量麻袋高度、粮堆体积，回来算能装多少粮食。孙账房教记账，用真的账本示范，孩子们学怎么记收支。周郎中教卫生常识，带孩子们去河边，演示怎么用肥皂洗手，洗手前后水里的脏东西对比。
课堂活跃了，孩子们爱上学了。以前上学像受刑，现在像玩耍——虽然也得动脑子，但动得高兴。
但新问题又来了：孩子们基础差别太大。同一个班，有的已经会背《三字经》，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有的算数快得很，有的数到二十就卡壳。按年龄分班不合理，聪明的孩子觉得无聊，总捣乱；慢的孩子跟不上，自卑。
“得分级教学。”李健说，“按实际水平分班，每级学不同的内容。学得快的可以跳级，学得慢的可以留级，但留级不是惩罚，是帮助——多学一年，基础打牢。”
分级制实施了。先考试——简单的识字、算术测试。结果出来：三百个孩子，分成了六级。一级（零基础）五十人，二级（会几十个字）八十人，三级（会百字、简单算术）七十人，四级（能读简单文章、二位加减）六十人，五级（能写短文、乘除）三十人，六级（相当于初小毕业）十人。
分级后，教学更有针对性。一级班从“天地人口手”开始教，六级班已经开始学《常识册》里的农技知识，甚至简单的几何。
效果立竿见影。聪明的孩子不觉得无聊了，李健给六级班开了“拓展课”：教他们看地图、写信、甚至简单的记账。慢的孩子也不自卑了，在适合自己的班级里慢慢进步。
教育体系初步成形：蒙学（一至三级，识字算术基础）一到两年，初学（四至五级，加深加常识）两年，高学（六级，实用技能）一到两年。总共五到六年，免费——其实是用联盟税收支付，每个孩子每年成本大约五十斤粮，但对家长来说，就是免费。
但更大的挑战在后面：那三十个大龄孩子（十三到十五岁），很多已经要帮家里干活，不能全天上学。还有几十个成年人——他们小时候没机会读书，现在看着孩子上学，心里痒痒。
“办夜校。”李健说，“晚上上课，白天干活。教材一样，进度慢些。先生……李定国，你愿意教夜校吗？”
“愿意！”李定国毫不犹豫，“我晚上本来就要训练，训练完正好上课。就是……夜校没灯油。”
“灯油联盟出。”李健拍板，“再穷不能穷教育，再黑不能黑课堂。”
夜校开班那天晚上，学堂最大的教室挤满了人。五十多个大孩子，二十多个成年人，有男有女。油灯点了八盏，还是昏暗，但学生们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李定国站在前面，他换了身干净衣服，但袖子挽着，露出结实的小臂——刚训练完。他先教识字，从“夜”“校”两个字开始。
“夜，晚上。校，学堂。夜校，晚上上的学堂。”他声音洪亮，在黑夜里传得很远，“咱们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累不累？累。值不值？值！因为识字了，就能看懂布告，会算账了，就不会被人骗。咱们不是为科举，是为活得更明白！”
下面的人拼命点头。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手上全是老茧，握笔像握锄头，但他写得认真，一笔一画。他说：“我爹不识字，卖地被骗了，地契上写的是‘永久租赁’，他以为是‘卖断’。我要识字，以后不受骗。”
夜校每晚一个时辰（两小时），风雨无阻。慢慢地，成了新家峁一景。晚上，其他地方都安静了，只有学堂亮着灯，传来读书声、算盘声、讨论声。
教育，像一盏灯，在新家峁点亮。不仅照亮了孩子，也照亮了成年人，照亮了那些曾经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的人。
王秀才变化最大。以前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整天唉声叹气。现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备课、上课、批作业、家访，晚上倒在炕上就睡，但脸上有光了。他说：“以前读圣贤书，为了科举，为了做官。现在教书育人，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铁蛋会写自己名字了，红丫会算账了，比中举还高兴。”
李定国更是找到了方向。他白天抽空教孩子，晚上抽空教大人，半夜自己还读书——李健给了他几本“兵书”，其实是李健凭记忆写的简易版《孙子兵法》《纪效新书》，夹杂着自己对现代军事的理解，根据地发展壮大，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等。李定国如获至宝，每晚读到油尽灯枯。
“李叔” 有天他对李健说，“我以前觉得，乱世中只有刀枪有用，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现在觉得，教育更有用。刀枪能杀人，能抢粮，但抢来的粮会吃完，杀死的人会更多。教育能让人明理，让人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有了教育，人就不是野兽，是人。”
李健拍拍他肩膀，没说话。这孩子，悟了。就是不知道为啥叫自己叔？
崇祯四年的时候，新家峁的学堂里，读书声从早响到晚。这声音，在乱世的陕北，是如此珍贵，如此不合时宜——外面是刀兵、饥荒、死亡，这里是识字、算术、希望。
但李健知道，这希望是脆弱的。李大嘴的情报显示：
遍地流民，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物即将再次活跃，马上成为流寇主流，聚众流民数十万；
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入关劫掠，毕竟清兵当家人目前觉得明朝瘦死骆驼比马大，入主中原。怕是把握不住。
朝廷呢？朝廷在加税，在党争，在杀忠臣，在争权夺利。
崇祯在位十来年，一国之首辅，走马观花似的换了好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每天都在上演。
而新家峁，这个小小的孤岛，却在努力建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孩子能上学，成人能夜读，病人能就医，老人能善终。
也许，这个世界太小，改变不了大局。但至少，这三百多个孩子，这几十个成人，他们的人生，将因此不同。他们将识字，会算，明理，知道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的尊严。
李健站在学堂窗外，看着教室里认真的面孔。油灯下，孩子们低头写字，大人皱着眉头算数，李定国在黑板上画图讲解。稚嫩的读书声、沉稳的讲解声、拨算盘的噼啪声，混在一起，像一首奇特的交响曲。
他改变不了历史，他知道大明将在十几年后灭亡，清军将入关，华夏将陷入更深的黑暗。
但也许，他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能让他们多识几个字，多明一些理，在乱世中活得像个人，而不是野兽。
教育，是播种。种子撒下去，也许要很多年才能开花结果。也许这些孩子长大后，还是会面对战争、饥荒、死亡。
但至少，他们心里有光。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守护的。
窗内，李定国在教夜校学生念一句诗——是李健昨天刚教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孩子们念得磕磕巴巴，但很认真。
窗外，李健笑了。
有光明，就有希望。
有希望，就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