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人口稳步增长（1/2）

到了崇祯四年秋收的时候，新家峁打谷场上的麦垛堆得比了望塔还高。王石头带着人过秤，每称一担就吼一嗓子：“又一百斤——哎呦，这袋得有二百！”

苏婉儿抱着账本站在旁边，算盘打得噼啪响：“王大哥，你慢点吼，我这边记不过来。”

“记不过来也得记！”王石头笑得嘴咧到耳根，“二十五万斤啊婉儿姑娘！二十五万斤！老天爷，我王石头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粮！”

李健蹲在麦垛旁，抓起一把麦粒，颗粒饱满，沉甸甸的。他捏了一颗放进嘴里，用牙咬开——麦香混着泥土味，是丰收的味道。

“李兄弟，”王石头凑过来，“扣掉赋税三千斤，种子五千斤，口粮十二万斤，咱们还能剩九万五千斤存起来！九万五千斤啊！够咱们吃半年！”

李健吐出麦壳，笑了：“不止。水利修好了，明年产量还能涨。我估摸着，明年能到三十万斤。”

“三十万……”王石头咽了口唾沫，“那得盖多大的粮仓啊！”

丰收的喜悦在村里蔓延。但李健更关心的，是另一组数据——吴先生刚刚整理好的人口统计册。

“李盟主，您看。”吴先生把册子摊开在粮袋上，扶了扶眼镜——新换的琉璃镜片，李健托马老爷从西安府带回来的，看得清楚多了。

“截止九月底，新家峁联盟总人口三千八百七十三人。”吴先生指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其中，十六岁以下儿童二百四十二人，六十岁以上老人一百八十五人，青壮年一千六百四十六人。剩下的是妇女。”

“出生和死亡呢？”李健问。

“今年一至九月，出生五十八人，死亡二十一人。”吴先生翻到下一页，声音有些激动，“净增三十七人。李盟主，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在大明全境人口负增长的当下，咱们这儿，人口在正增长！”

他详细解释：死亡的二十一人里，老人十二个，都是七老八十，自然老死；病死的五个，都是旧疾——两个肺痨，一个心疾，两个陈年伤；意外死亡四个：两个修屋顶摔伤，一个夏天在河边溺水，一个被毒蛇咬。没有婴儿夭折，没有产妇死亡，也没有瘟疫死亡。

会议室里，所有委员都沉默了。连一向爱说笑的李大嘴都张着嘴，说不出话。

“这……这真是咱们这儿？”钱老倔声音发颤，“我老家那个村子，去年一年死了三成人，一半饿死，一半病死。新生娃？就两个，还都夭折了。”

“是真的。”吴先生把册子传给大家看，“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记录，谁家生了，谁家死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苏夫人每天更新，错不了。”

李健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数据会好看，但没想到这么好。在明末的陕北，一个三千多人的社区，九个月只死了二十一人，而且大多是自然死亡——这放在前世，也是低死亡率。更别提五十八个新生儿全部存活，产妇零死亡。

外面是什么景象？李大嘴的情报员昨天刚带回消息：绥德县城外有个“万人坑”，不是埋战死的，是埋饿死的。今年前九个月，绥德县死了八千多人——饿死三千，病死三千，战乱死两千。新生儿？县衙的户房书吏说：“生什么生？怀了都流掉，生下来也养不活。”

“咱们这儿……真是天堂了。”赵木匠喃喃道，眼眶红了，“我爹是饿死的，我娘是病死的，我大哥是逃荒路上被官兵砍死的。要是他们能活到现在……”

“不是天堂。”李健打断他，声音不高，但清晰，“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有饭吃——咱们开荒种地，修水利，施肥料；有衣穿——咱们种棉织布；有房住——咱们烧砖建房；有病能医——咱们建医院，培训医生；有接生员保母婴平安——秀兰她们日夜学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外面都没有，咱们有。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咱们一锹一镐干出来的。”

他说的是事实。新家峁的“奇迹”，是无数个“小事”堆积起来的：

粮食自给有余——没人饿死，连老人孩子都能吃饱。

住房改善——砖房保暖防潮，冬天不生炉子也不冷，减少肺炎、风湿。

公共卫生系统——厕所、排水沟、垃圾处理，减少痢疾、疟疾。

基本医疗点——六个健康堂，小病及时治，大病送总院。

接生技术改进——二十个接生员，五十八个新生儿全部存活。

相对安全的环境——围墙、民兵、哨塔，今年击退三次土匪骚扰，零死亡。

还有一样看不见但重要的东西：希望。人们知道自己不会被饿死，不会被病死，孩子能长大，老人能善终。这种安全感，让人愿意生孩子，愿意好好活。

而外面，是另一番景象。李大嘴每天整理情报，写得自己都抑郁：

延安府粮价涨到一石十五两银子——一个七品知县年俸才四十五两。百姓卖儿卖女，易子而食。有个村子饿疯了，把过路的流民杀了吃肉，被发现时锅里还煮着人手。

米脂爆发人瘟（其实是鼠疫），官府无力控制，任由蔓延。有的村子死绝了，野狗啃食尸体，眼睛都是红的。幸存者往南逃，把瘟疫带得更远。

官兵剿“匪”——其实是饥民聚在一起抢粮。杀良冒功，把老百姓的脑袋砍下来当贼首领赏。百姓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梳子梳一遍还能剩点，篦子篦一遍就光了，剃刀……剃刀刮过头皮。

朝廷？朝廷在干什么？

吴先生从西安府弄来的《邸报》上写着：皇上忧心国事，日夜操劳，减膳撤乐；阁老们争论不休，是剿是抚，互相攻讦；太监们忙着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一个知县缺，标价三千两。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吴先生念着杜甫的诗，老泪纵横，“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还是这样。不，现在更甚！至少杜甫那时候，还没易子而食！”

李健看着邸报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心里冰凉。他知道历史，知道崇祯皇帝虽然勤政，但刚愎自用，用人多疑——今年刚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知道朝堂上党争不断，东林党、阉党、浙党，互相倾轧，不管百姓死活。知道地方官贪腐成风，层层盘剥——朝廷加税一分，到百姓头上就是一钱。

历史上的崇祯四年，起义军已然发展成了三大势力，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各占一方弄的后方起义迭起，兵连祸结。酝酿四年多的起义，成了席卷各处的民变，容不得崇祯再不重视了。

面对如此时局，崇祯只能派遣能文能武的重臣洪承畴出马，任职三边总督。

改之前的安抚政策为围剿政策。

到任三边总督的洪承畴，在观察起义军时局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围剿，一劳永逸的解决民变问题。

至于他为何有如此底气，则不得不说他对于起义军的认知非常清楚。

那个时候的起义军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部队中都是携老扶幼之辈，能打仗的壮年男子十万人中也不过一二万而已，看上去声势浩大其实并没有多难对付。

只要将带头的杀死，那些拥有抵抗力的壮年男子就会溃散，其余的人，完全不值一提。

于是，率领大军剿匪的洪承畴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成了起义军的噩梦。

为了瓦解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这三大起义军势力，洪承畴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方式剿灭。

他先是用各种优待召降了王左桂，随后又在这王左桂吃饭的时候，趁其不备，将他给杀了，失去了带头人的起义军，人心涣散。

洪承畴几乎兵不血刃就解除了王左桂部的武装。

解决完容易忽悠的王左桂后，洪承畴又派遣重兵围剿王嘉胤部，乌合之众的王嘉胤部那是大明正规军的对手，被围之后的他们，无奈选择突围。

突围关键时刻，洪承畴亲身犯险去往前线指挥，在名将曹文诏助力之下，经过连番激战，打的起义军溃不成军。王嘉胤被杀余部纷纷溃散，王嘉胤部土崩瓦解。

洪承畴绝对是干臣，一举消灭了三大势力中的两股，当然不会放过最后一股神一魁部。

这次，洪承畴派遣猛将曹文诏出马，一路追击神一魁部，早已成惊弓之鸟的神一魁部，面对占尽优势的明军一路溃退，在宁夏被彻底消灭。

洪承畴一路高歌，将明末农民起义中最早的三大反王势力消灭，让崇祯心安了一段时间。

但是，农民为何会起义，归根结底就是活不下去，只要活不下去，就会有无数人参加义军。

官府杀死了义军的领袖，却不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这起义一定会死灰复燃，一定会越燃越旺，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

果不其然，在三大势力被剿灭之后，起义军的活动和斗争依旧在延续。

曾经的带头人死了，流民就拥立新的带头人。而新的带头人在明末大多都是风云人物，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王自用......

在这个系统性的崩溃中，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新家峁这三千八百人，放在大明两亿人口里，像沙漠里的一粒沙。

但他还是想努力。至少，在这片三千八百多人的土地上，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不是“朱门酒肉臭”，而是“家家有余粮”——秋收后，每户分了五十斤麦子过年，孩子们兜里揣着炒麦粒当零嘴。

不是“路有冻死骨”，而是“街道整洁人安康”——排水沟畅通，公厕干净，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在路上玩耍。

不是“易子而食”，而是“婴儿啼哭健壮”——健康堂里，新生儿们排排睡，小脸红扑扑，接生员们忙着换尿布、教喂奶。

这对比，太残酷，也太珍贵。

“李盟主，”李大嘴小心翼翼地问，声音压得很低，“咱们……能不能救更多的人？外面那些流民，太惨了。我昨天看见一队，大人皮包骨头，孩子……孩子饿得不会哭了，就瞪着眼看天。”

李健沉默良久。他看着李大嘴，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他们眼里都有同样的不忍。

“救不了。”他缓缓摇头，声音干涩，“咱们的能力有限，粮仓里的九万五千斤，看着多，但分给三千八百人，只够吃半年。如果再收一千流民，三个月就吃光。到时候，所有人都饿死。”

“可是……”

“我知道这很残酷。”李健打断他，“但这就是现实。咱们现在能做的，是让新家峁这座孤岛，变得更坚固，更富足。也许有一天，咱们强大了，能辐射出去，帮助更多人。但现在，不行。现在收人，是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