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广西的沦陷第二章 ：一道命令，两个战场（1/2）

愚蠢而又疯狂的 “恶兽” 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

而那片即将被吞噬的 “模范省”，却在风暴降临的前夜，陷入了一场更致命的、来自内部的分歧之中。

我们先把镜头切换到重庆黄山官邸。此时的蒋介石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

压力首先来自美国盟友。

1944 年 4 月豫中会战的溃败，让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效率产生强烈质疑。罗斯福虽未威胁停止《租借法案》援助，却在 6 月 18 日的亲笔信中明确警示：“若中国战场不能有效牵制日军，美军将调整太平洋战略，减少对华租借物资份额”。

7 月史迪威更是直接向美国陆军部提交报告，直言 “国民政府军队指挥混乱，需统一指挥权才能提升战力”。

更现实的压力在于物资供给：1944 年 1 至 8 月，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中军事装备占比仅 38%，远低于 1943 年的 52%，炮兵装备仅交付 12 门山炮。

桂柳会战前蒋介石急电宋子文催交 20 架 p-40 战机和 500 挺机枪，美方却以 “需先见战场战果” 为由拖延。这一切的核心症结在于，美国人需要的是能有效牵制日军的盟友，而非屡战屡败的伙伴。而桂林、柳州作为中美空军支援华南战场的核心前线基地，战略价值至关重要。

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曾在 8 月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桂柳机场月起降战机 300 余架次，承担 60% 华南日军交通线轰炸任务；若失守，我军需从昆明起飞，轰炸效率将下降 70%，无法配合太平洋战场行动”。

虽驼峰航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生命线暂不受直接威胁，但前线空军基地的沦陷，意味着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能力将大幅削弱，这正是蒋介石最忌惮的隐患。

对蒋介石来说，接下来的保卫战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必须打给美国人看的政治表态。

1944 年 9 月 20 日的日记里，他直白写下内心盘算：“桂柳之守，非为歼敌，实为安美友之心。若能守月余，子文在美筹款、史迪威指挥权之争皆可转圜”。他需要用一场哪怕充满巨大牺牲的坚守，向罗斯福证明自己和军队仍有战斗的决心与能力。

压力其次来自前线雪崩式的溃败。从河南到湖南，短短几个月里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上百座城池沦于敌手。这种前所未有的溃败速度，让这位本就多疑的最高统帅变得更加焦虑暴躁。他开始不再完全相信前线将领的判断，更倾向于遵从自己被焦虑与愤怒裹挟的意志。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蒋介石对第四战区的指令经历了明显的渐变过程。

8 月 30 日首道指令仅要求 “固守桂柳，掩护后方”；

9 月 15 日补充指令强化了针对性，明确 “桂林为空军基地核心，需坚守至 10 月底，配合美机转移”；

到 9 月 28 日最终指令，措辞已带上强硬意味：“若桂林失守，需组织巷战，拖延至少 15 日”。这一系列指令虽未直言 “不惜一切代价”，却字字透着政治优先的考量。

他要的不是灵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利，而是能在政治上得分的、足以稳住盟友的坚守。

而在广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挥部里，气氛充满了无奈的权衡。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粤系名将盯着地图，北线日军横山勇部已突破湘桂边境，南线第二十三军也从广东逼近梧州，但他比谁都清楚战场的实际态势。

作为职业军人，张发奎提出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的政治诉求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