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兴南发展－－德国工业的融入（2/2）

古斯塔夫·克虏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说辞半信半疑，但兴南的出价和订单让他无法拒绝——当时克虏伯的特种钢材库存积压严重，1000吨的订单能缓解库存压力，500万美元的技术授权费更是“雪中送炭”。“我可以给你们技术，但只能是‘民用版’，比军工级差一个等级。”古斯塔夫·克虏伯让步，杨金秀却不满足：“我们需要军工级技术，作为交换，兴南可以帮克虏伯秘密采购苏联的铁矿石——你们知道，德国的铁矿石大多依赖瑞典，而苏联的铁矿石价格更低。”

这个条件彻底打动了古斯塔夫·克虏伯。苏联的铁矿石不仅价格低，还能避开协约国的监控，对克虏伯的军工生产至关重要。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克虏伯以700万美元转让“军工级装甲钢冶炼工艺”和“镍铬合金技术”，兴南则负责为克虏伯每年采购50万吨苏联铁矿石，价格比瑞典低10%。

1932年11月，克虏伯的技术团队抵达兴南。他们带来了全套装甲钢冶炼图纸，以及特种合金的配方。在兴南钢铁厂，德国工程师指导兴南工人调整高炉参数，改进炼钢工艺——原本只能生产普通钢材的高炉，经过改造后，成功炼出了硬度达hb280的装甲钢，这种钢材能抵御12.7mm穿甲弹的攻击，正好用于兴南的坦克和军舰制造。

“德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让兴南的钢铁工业至少前进了十年。”陈天工在钢铁厂的投产仪式上说，“以前我们只能从国外进口特种钢材，现在我们自己就能生产，这是兴南工业自主化的关键一步。”

1931年8月至1932年12月，一场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的“工业大迁徙”在兴南悄然进行。楚氏货栈的15艘商船往返于美国、德国与仰城之间，将太平洋造船公司的驱逐舰生产线、福特的汽车零部件生产线、波音的飞机组装线、巴斯夫的合成氨生产线，以及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吨钢材，源源不断地运抵仰城港。

为了容纳这些设备，楚阳早在1931年就下令在仰城北部建设“兴南工业区”——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分为造船、汽车、航空、化工、钢铁五个分区，配套建设了发电厂、铁路、港口、工人宿舍，甚至还有专门的设备维修厂。

1931年8月，第一批太平洋造船公司的设备抵达仰城港。陈天工带着500名兴南钢铁厂的工人连夜卸货，这些工人大多是从云南移民来的，以前在国内的工厂做过工，熟悉设备搬运。“当我看到那台克虏伯精密车床时，手都在抖。”工人老张回忆，“以前我们用的车床精度差，加工出来的零件误差大，有了这台设备，我们就能造军舰的螺旋桨了。”

设备安装是最艰巨的任务。太平洋造船公司的万吨级船台需要重新组装，30名德国工程师和兴南工人一起，用起重机将数百根钢柱吊起，按编号拼接。为了确保船台的水平度，他们用德国进口的水平仪反复测量，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船台是造船的基础，水平度差一点，造出来的军舰就会重心不稳。”德国工程师汉斯·穆勒说，“兴南工人学得很快，比我想象中更聪明、更能吃苦。”

1932年3月，太平洋造船公司的驱逐舰生产线率先投产。当第一根军舰龙骨在船台上铺设时，楚阳亲自来到厂区视察。他摸着冰冷的钢材，对身边的楚原明和陈天工说：“这根龙骨，不仅是军舰的骨架，也是兴南工业的骨架。从今天起，兴南有了自己造军舰的能力。”

同年5月，福特汽车的零部件生产线在汽车分区投产。1000名美国技工带着兴南工人，从零件铸造开始教起——如何控制铸铁的温度、如何打磨发动机缸体、如何装配变速箱。“美国技工很有耐心，把每一个细节都教给我们。”兴南工人小李说，“以前我们只见过汽车，不知道怎么造，现在我们能独立组装发动机了。”

到1932年底，仰城工业区的五大分区全部投产：造船分区能同时建造2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汽车分区每月能生产500台发动机、1000套汽车零部件；航空分区的波音p-26组装线已完成调试，即将开始组装第一架飞机；化工分区的合成氨生产线每天能生产50吨氮肥，农药生产线能满足兴南80%的农业需求；钢铁分区的高炉每天能生产1000吨钢材，其中包括200吨装甲钢。

1932年10月，德国panzer ii坦克的零部件生产线运抵仰城北部的中德联合军工基地。赵刚带领兴南军工团队，与50名德国工程师一起，开始了紧张的设备安装与调试。

坦克生产线的核心是装甲钢焊接设备和炮塔铸造模具。德国工程师奥托·舒尔茨亲自指导工人操作焊接设备，调整电流和电压：“装甲钢的焊接必须完美，不能有任何缝隙，否则炮弹一击就穿。”兴南工人学得很认真，每天下班后还主动留下来练习，短短一个月，就掌握了装甲钢的焊接技巧。

1933年1月，第一辆“雄狮”坦克的零部件开始生产。炮塔由兴南钢铁厂生产的装甲钢铸造而成，厚度达15mm，能抵御轻武器的射击；发动机是在德国panzer ii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功率提升了10%，更适合兴南的山地地形；主炮是75mm短管榴弹炮，由奥托·舒尔茨设计改进，射程达5公里，既能打击敌方装甲目标，又能支援步兵作战。

1933年3月15日，第一辆“雄狮”坦克在联合军工基地下线。当坦克的发动机发出轰鸣，履带碾过地面时，在场的兴南军人和工程师都欢呼起来。楚阳登上坦克，亲自测试了主炮射击和机动性：“这是兴南自己造的第一辆坦克，它不仅是一件武器，更是兴南工业实力的证明。”

随后，“雄狮”坦克开始量产，每月生产10辆，装备兴南国防军。这些坦克在后来的“掸邦平叛”和“英缅边境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兴南陆军的“王牌武器”。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雄狮”坦克，兴南的军工团队掌握了坦克设计、制造的核心技术，为后来自主研发更先进的坦克奠定了基础。

楚阳深知，设备和技术可以买来，但人才不能——要让兴南的工业真正生根发芽，必须培养本土的技术人才。因此，在抄底全球工业资产的同时，他启动了“兴南工业人才培养计划”。

首先是“师徒制”。每一名德国、美国专家身边，都配备2-3名兴南本土工程师，跟着专家学习技术。汉斯·科勒身边有两名兴南潜艇工程师，他不仅教他们设计潜艇，还把自己的设计笔记翻译成中文，供他们学习；奥托·舒尔茨则在火炮工厂设立“培训班”，每周给兴南工人上课，讲解火炮的设计原理和制造工艺。

其次是“兴南工业学校”的建立。1932年9月，楚阳在仰城创办了“兴南工业学校”，分为机械、化工、航空、造船四个专业，招收16-20岁的青年学生，学制三年。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德国、美国专家和留洋归国的工程师，教材则是根据兴南的工业需求编写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操作内容。“我们办学校，不是为了培养只会读书的学生，是为了培养能动手造机器、造飞机、造军舰的工程师。”校长周明说。

最后是“工厂实习制度”。兴南工业学校的学生，每年有半年时间在仰城工业区的工厂实习，跟着工人和专家一起操作设备、参与生产。1933年夏天，第一批学生在汽车工厂实习，参与了发动机的组装；秋天，他们又到造船工厂实习，学习军舰龙骨的焊接。“实习让我们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知道了怎么把图纸变成真正的机器。”学生小王说，“我以后想当一名汽车工程师，为兴南造自己的汽车。”

到1933年底，兴南已培养出500多名本土工程师、2000多名熟练技工，他们分布在仰城工业区的各个工厂，成为兴南工业的“未来火种”。汉斯·科勒在给德国的信中写道：“兴南人学习能力很强，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独立掌握所有技术，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

1933年12月31日，仰城工业区举行了“兴南工业投产一周年庆典”。楚阳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数千名工人、工程师和军人，汽车产量达到500辆，飞机组装完成22架，驱逐舰下水2艘，坦克量产30辆；粮食产量因化肥的使用增长了30%，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