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兴南发展2教育（1/2）

1931年秋，兴南教育部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小学教育普及计划》正式发布，核心目标直指“三年内实现6-12岁儿童入学率达80%”。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毕竟1931年兴南的小学入学率仅15%，很多村寨甚至连一所像样的学校都没有。

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推出“三大举措”，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上学难”的症结。

建校提速是第一步。兴南教育部联合地方政府，在移民安置区、本土村寨掀起了“建校热潮”。1931-1933年的两年间，累计建成小学1200所，平均每20个村庄就有1所小学。这些学校虽多为砖木结构，墙面是黄泥糊的，桌椅是木板钉的，但窗明几净，门口挂着“兴南国立小学”的木牌，成了每个村寨最亮眼的建筑。每所学校设4-6个班级，配备2-4名教师，确保孩子“就近能上学”。

曼城第三国立小学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开学那天，移民子弟王小根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攥着父亲王树根给的半块玉米饼，站在学校门口迟迟不敢进去。“以前在老家，只有地主家的孩子才能上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能进学堂。”王小根后来回忆，是校长李老师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着40个孩子，有移民子女，也有缅族、掸族的孩子，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都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黑板上的“人、口、手”三个字。

免费政策则彻底打消了贫困家庭的顾虑。政府推出“三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课本费、免文具费，每月还为每个学生补贴3公斤大米。这3公斤大米，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份口粮。王小根的家庭就是受益者——王树根在钢铁厂当工人，月薪只有8兴南元，要养活一家五口，原本根本没钱送孩子上学。“多亏了大米补贴，不仅孩子能上学，家里还能省点粮食。”王树根说，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问王小根“今天学了什么字”。

为了让政策落地，政府还组织“劝学队”，挨家挨户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在掸族村寨，劝学队员用当地方言说：“送孩子上学，学了字能记账，学了算术能算账，将来还能当技工、当医生，比种地有出息！”很多家长被说动，纷纷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师资应急则解决了“有学没人教”的难题。当时兴南的专业教师严重短缺，教育部想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从移民中选拔识字者担任“临时教师”——这些人多为前清秀才、私塾先生，虽然不懂现代教育方法，但识字多、有耐心；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加坡招募500名华文教师，短期培训后上岗。1932年，教育部还制定了《小学教师培训手册》，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基础算术、华文读写、兴南历史”三大教学内容，确保教学质量。

李老师就是从湖南来的华文教师，他放弃了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来到兴南教书。“我来的时候，很多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从最简单的‘一二三’教起，从他们的名字教起。”李老师说，为了让孩子感兴趣，他还编了很多儿歌，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学不迟到；五六七八九，读书要用心”。每天上课前，教室里都会响起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回荡在村寨的上空。

1933年，小学教育迎来突破性进展：全国小学在校生达45万人，入学率从15%飙升至75%；自编教材《兴南童蒙读本》发行量突破100万册，这本书以“识字、算术、爱国启蒙”为核心，开篇就是“兴南是我家，读书为兴家”，扉页上印着楚阳总统的题字——“教育兴，则兴南兴”。

在王小根的班级里，40个孩子已经能熟练背诵《童蒙读本》的前20课，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能进行简单的加减法运算。“我现在能帮爹记账了！”王小根骄傲地说，他把家里的收支情况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纸上，虽然笔画稚嫩，却让王树根热泪盈眶——这是他们家第一代“读书人”。

1932年，当小学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时，楚阳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群人——15-45岁的青壮年。当时兴南的成人识字率仅15%，很多工人不会看操作手册，农民不会记账，甚至连领工资都要按手印。“成年人是兴南当下的建设者，他们不认字，工业就没法发展，民生就没法改善。”楚阳在扫盲工作会议上说，“必须启动成人扫盲计划，五年内让青壮年识字率提升至50%。”

随后，“成人扫盲计划”全面铺开，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多样”，贴合不同人群的生活、工作节奏。

夜校扫盲是最普遍的方式。政府在工厂、村寨、集市设立“扫盲夜校”，每晚7-9点上课，工人、农民下班后就能直奔夜校，不耽误挣钱和农活。夜校的教材《兴南扫盲读本》经过精心设计，简化了汉字笔画，选取的都是生活、工作中最常用的字，比如“我、你、他”“上班、下班”“种地、打粮”“工资、账本”，确保学员“学了就能用”。

楚氏机械厂的工人张强，就是夜校的常客。他今年30岁，在工厂里操作机床，却因为不认字，每次换零件都要靠师傅口头指导，稍微复杂的操作就会出错。“有一次，我把‘左旋螺丝’看成了‘右旋螺丝’，差点把机床搞坏，被师傅骂了一顿。”张强说，从那以后，他就报名参加了夜校。每天下班后，他匆匆吃几口饭，就拿着《扫盲读本》去夜校，从“一、二、三”开始学起。半年后，他不仅能看懂操作手册，还能给老家的妻子写信，信里写着“我在工厂很好，每月能挣10兴南元，等攒够了钱就接你过来”。

工厂扫盲则把课堂搬进了车间。在曼城钢铁厂、楚氏机械厂等大型工厂，实行“工读结合”制度——每天上班前1小时，工人集中在车间的空地上识字，由工厂的技术员兼任教师，教的字都和生产息息相关，比如“机床、零件、安全、质量”“车床、铣床、钻床”。技术员还会结合实际操作教学，比如指着机床的某个部件说：“这是‘主轴’，负责带动零件旋转，大家把‘主轴’两个字写下来。”

钢铁厂的张铁匠，今年45岁，干了一辈子铁匠活，却一个字都不认识。通过工厂扫盲，他认识了200多个字，不仅能看懂简单的操作流程，还能给徒弟写“操作要点”。“以前教徒弟全靠嘴说，现在我能把要点写在纸上，徒弟看得更明白。”张铁匠笑着说，他还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打铁口诀”，贴在铁匠铺的墙上，成了工厂里的“扫盲明星”。

田间扫盲则让农民在田埂上就能识字。在农村地区，教育部组织“流动扫盲队”，由小学教师带队，背着黑板、课本、粉笔下田。农忙时，扫盲队就趁农民休息的间隙，在田埂上搭起临时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学；农闲时，就把农民集中到村委会，系统地教识字、算术。

扫盲队还编了很多“识字歌谣”，比如“一耕地，二插秧，三除草，四收割，学会四字能记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识字知时节，种地多打粮”，这些歌谣朗朗上口，农民们一边干农活一边传唱，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认字。掸族农民岩龙，通过田间扫盲认识了100多个字，他说：“以前卖粮食，只能听粮贩子说多少钱，现在我能自己算账，再也不怕被坑了。”

1934年，兴南成人扫盲率达到45%，远超预期目标；1936年，扫盲率突破55%，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很多扫盲学员感慨：“以前不认字，像个‘睁眼瞎’；现在能认字、能算账，日子过得更明白，干活也更有底气了！”

1932年，随着楚阳“工业国产化”战略的推进，欧美生产线陆续搬迁至兴南，曼城钢铁厂、楚氏机械厂等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却日益凸显——曼城钢铁厂有100台机床，能独立操作的技工只有50人；楚氏机械厂的汽车生产线，因技工不足只能半负荷运转，德国工程师多次向楚阳抱怨“设备闲置是最大的浪费”。

“工业要发展，技工是关键。没有技工，再好的设备也只是一堆废铁。”楚阳当即下令启动“技工紧急培训计划”，核心思路是“工厂办学、实战教学”，让学员在工厂里学技术，学完就能上岗。

厂办技校成了培养技工的“主阵地”。政府在曼城钢铁厂、楚氏机械厂、仰城飞机制造厂等10家核心工厂，设立“技工培训学校”，学制6个月，招收16-20岁的青壮年，优先录取扫盲毕业者。课程分为“理论+实操”，理论课学基础机械知识、识图能力、安全规范；实操课则在师傅的指导下，直接在机床上练习操作，从“开关机、认零件”到“简单加工、精度控制”，一步步教，手把手带。

楚氏机械厂的技工培训学校，第一期招收了500名学员，王小根的表哥王建国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钢铁厂的搬运工，因在扫盲夜校表现突出，被推荐参加技工培训。“第一次走进车间，看到那些巨大的机床，我既紧张又兴奋。”王建国回忆，师傅是从德国来的老技工，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师傅说，‘操作机床要用心，差1毫米，零件就废了’。”

为了学好技术，王建国每天提前1小时到车间，擦拭机床、熟悉按钮；晚上下班后，他还留在车间练习，直到车间关门。6个月后，他不仅能熟练操作车床、铣床，还能独立加工简单的零件，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直接留在楚氏机械厂当技工，月薪比当搬运工时翻了一倍。

师徒结对则让技术传承更直接、更高效。政府从欧美引进的技术工人中，选拔经验丰富的担任“师傅”，每名师傅带3-5名“徒弟”，实行“一对一”教学。师傅不仅教技术，还教“工匠精神”——德国工程师汉斯·科勒，在楚氏机械厂带了5名徒弟，从“机床的日常保养”教到“零件的精度打磨”，甚至连“如何握扳手更省力”都细细讲解。

“师傅告诉我们，‘做技工要耐得住性子，一个零件可能要加工几十遍才能合格，但只要坚持，就能做好’。”徒弟李卫国说，汉斯·科勒还把自己的“操作笔记”借给他们看，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加工参数和技巧，这些都是他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5名徒弟6个月后都能独立操作机床，其中3人还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

技能认证则为技工的职业发展“保驾护航”。培训结束后，学员要参加严格的“技能考核”，考核分为“理论考试+实操考核”，理论考试考机械知识、安全规范；实操考核则要求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出符合精度要求的零件。合格者颁发《技工证书》，直接在工厂上岗，月薪比普通工人高30%；不合格者则继续培训，直到通过考核。

1933年，首批5000名技工毕业，全部进入各大工厂，曼德勒钢铁厂的机床利用率从50%提升至90%，楚氏机械厂的汽车生产线实现满负荷运转。1934年，政府将“厂办技校”整合为“兴南工业技术学校”，在仰城、曼城、勃城设立3所分校，学制延长至1年，开设“机械制造、冶金、纺织、电工”4个专业，每年培养技工1万名，成了支撑兴南工业发展的“工匠摇篮”。

1933年，当工业技工培养走上正轨时，楚阳发现，民生领域的技能人才同样短缺——农村缺农业技术员，导致粮食产量低；乡村缺医护人员，村民生病只能靠草药；纺织厂缺纺织女工，棉布产量跟不上需求。“工业要发展，民生也要跟上。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工业技工，还要培养服务民生的实用人才。”楚阳说。

随后，“职业教育发展计划”启动，政府设立“兴南职业学校”，分领域培养农业技术员、医护人员、纺织女工等实用人才，目标是“让每个领域都有懂技术、能实操的人”。

农业技术专业瞄准“粮食自给”的目标。在曼德勒农业职业学校，开设“良种培育、化肥使用、病虫害防治”等课程，学员多为农村青年，他们带着“如何让庄稼多打粮”的疑问来学习，毕业后回村担任“农业技术员”，把学到的技术教给乡亲们。

1934年，该校培育的“兴南籼稻良种”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推广，亩产比传统品种提升20%，解决了10万人的吃饭问题。农业技术员阿明，毕业后回到自己的村寨，教村民“合理施肥、科学除草”，还带着大家修建灌溉水渠。“以前我们种地靠天吃饭，遇到病虫害就颗粒无收；现在有了技术，不管天旱还是虫灾，都能有好收成。”村民们说，阿明成了村寨里的“香饽饽”，谁家种地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医护专业则为乡村健康“保驾护航”。在仰城卫生职业学校，培养“乡村医生、护士”，课程包括“常见病诊治、外伤处理、防疫知识”，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乡卫生所，负责村民的日常看病和防疫工作。陈曦团队还会定期下乡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磺胺等药品，如何处理常见的外伤和传染病。

1931年，兴南的乡村医生只有50人，平均每100个村寨才有1名医生；到1935年，乡村医生数量增至1200人，每个乡都有1-2名医生。佤族乡卫生所的医生岩松，就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前我们佤族人生病，只能找‘巫医’跳大神，很多人因为一点小病就丢了命。”岩松说，现在他能给村民看感冒、发烧、外伤，还能接种疫苗，“看到村民们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纺织专业则吸引了大量农村女性。在勃城纺织职业学校，专门培养纺织女工，教授“纺织机操作、棉布染色、质量检验”等技能。当时农村女性大多在家种地，收入微薄，而纺织女工的月薪达6兴南元，比种地收入高两倍，这让很多农村。

19岁的缅族姑娘玛尼，是纺织职业学校的首批学员。她来自勃城附近的农村，家里有5个姐妹，靠父亲种地勉强糊口。“以前我以为，女孩子长大后只能嫁人、种地，一辈子就这样了。”玛尼说，看到村里有人去纺织厂当女工，不仅能挣钱，还能穿新衣服，她就下定决心报名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