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朝堂辩经（下）（1/2）

十月初一，朔望大朝。

寅时三刻，天色未明，午门外已是一片绯红青绿。文武百官按品级肃立，在秋日清晨的寒风中，静待宫门开启。气氛却与往日不同，隐隐有暗流涌动。不少官员的目光，若有若无地飘向站在都察院队列前列的那个青色身影——陈恪。

自京海案后擢升佥都御史，又奉旨主持《新则》修订，陈恪已是朝堂上无人忽视的存在。支持者赞其锐意革新，反对者斥其标新立异，更多人则在观望。而今日，关于新制的第一次公开朝议，无疑是一场风向标。

陈恪静静立着，闭目养神。袖中，是昨夜众人合力准备的各类文稿、数据、案例。怀中，还贴身藏着那封匿名警告信。苏十三凌晨时分曾短暂回报：京畿各处暂无异动，但有几个陌生面孔在天亮前于东城流民聚集的“窝棚区”附近出没，已被暗中盯梢。

“咚——咚——咚——”

景阳钟响，沉浑悠长。宫门缓缓洞开。

“百官入朝——”

唱喏声中，文武两班鱼贯而入，过金水桥，经奉天门，入皇极殿（注：依明制）。大殿内，鎏金蟠龙柱高耸，御座高踞丹陛之上。景隆帝头戴翼善冠，身着十二章衮服，端坐御榻，面色平静，目光深不可测。

山呼万岁，礼仪如常。但许多敏锐的官员已察觉，今日陛下的目光，在陈恪身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了一瞬。

通政司奏报常规政务后，殿头官高唱：“有本早奏，无事退朝——”

短暂的寂静。

“臣，有本奏！”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响起。众人看去，正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璟。这位老臣素以稳重着称，今日却率先出列。

“讲。”景隆帝道。

“陛下命陈恪陈大人主持修订《大夏官吏考核与监察新则》，已有月余。臣闻修订馆内所议条款，如‘财产申报’‘异地交流’等，实属亘古未有之苛察，朝野议论汹汹。”李璟手持笏板，声音沉稳却带着压力，“臣忝为都察院之长，掌风宪，不得不言。敢问陈大人，制定如此细致入微、几近窥探隐私、搅动官场安宁之新规，其理论依据何在？莫非欲使我朝百官，皆成锱铢必较、畏首畏尾之刀笔胥吏，而失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气节乎？此非‘以吏为师’而何？臣恐此风一开，人心惶惶，吏治未清，而士林风骨先堕矣！”

话音落下，殿中一片低哗。李璟这番话，可谓重若千钧，直接扣上了“败坏士林风骨”的大帽子，并且引出了“以吏为师”这个核心攻击点。不少保守派官员暗暗点头，目光投向陈恪，看他如何应对。

陈恪深吸一口气，出列，躬身：“陛下，臣有言。”

“准。”

“李大人所言‘以吏为师’，出自《史记》，本意乃太史公感慨秦政专任狱吏之弊。”陈恪声音清朗，不疾不徐，“然则，李大人以此非议新制，臣以为，是未辨‘吏事’与‘吏弊’之别，更未解圣王制治之本。”

“哦？陈卿有何高见？”景隆帝声音听不出喜怒。

“臣请问李大人及诸位同僚，”陈恪转向群臣，“《周礼》一书，载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设官分职，各有所掌，制度何其详密？周公制礼作乐，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莫非周公所定，皆是‘吏事’？孔子所从，乃是‘胥吏之道’？”

李璟眉头一皱：“《周礼》乃圣王治世大经大法，岂可与具体锱铢考课相提并论？”

“非也。”陈恪摇头，“《周礼》地官司徒下属有‘司市’‘质人’掌市场契约纠纷，‘廪人’‘仓人’掌粮仓出纳；秋官司寇下属有‘司约’掌盟约券书，‘司厉’掌赃罚入库。此非具体职事、非考核依据乎？圣王设官，本就要求各守其职、各尽其责，且有考核奖惩。此非重‘事功’、重‘规制’乎？若按李大人所言，重视具体职事规制便是‘以吏为师’，那《周礼》全书，莫非皆是教人做胥吏？”

“这……”李璟一时语塞。以《周礼》攻《周礼》，这是他没想到的角度。

陈恪不给喘息之机，继续道：“再论‘士大夫气节’。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身正’，是空谈乎？需有标准可依，有行迹可察！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圣人谆谆教导，为政者首在正己。如何正己？无非言行有矩，财用有度，公私分明。臣所拟‘财产申报’之制，正是为官员‘正己’提供一面镜子，使其时刻惕励，不敢恣意贪渎。此非扶持气节，难道反而是败坏气节？”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几分：“反倒是那些口称气节、却抵触任何监督规束，一边高谈君子慎独、一边却视私产为禁脔不容过问之人，臣倒要问，其所慎何独？其气节何在？莫非士大夫之气节，只在于不受监督之特权乎？！”

最后一句，如同惊雷，震得大殿嗡嗡作响。不少官员脸色变幻。陈恪这话太尖锐，几乎撕开了某些人虚伪的面纱。

“陈恪！你放肆！”一位御史跳了出来，面红耳赤，“岂可如此揣度士林君子！”

“臣非揣度，乃就事论理。”陈恪平静道，“若君子行得正、坐得直，何惧申报？何惧核查？唯有心中有鬼、身有污秽者，才会视监督为仇寇，污名化善制为‘苛察’！此非臣之言，乃人性之常，古今皆然！”

“好了。”御座之上，景隆帝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瞬间压下所有嘈杂。他看向陈恪，“陈卿，李爱卿所虑，亦是为朝廷安定。你所谓新制，除引经据典外，可有实效佐证？毕竟，纸上谈兵易，落地生根难。”

来了。皇帝要看他实际的“成绩单”。

陈恪精神一振，从袖中取出一份图表，躬身道：“陛下，臣在青州时，曾试行类似‘权责明晰、流程规范、考核量化’之办法。试行一年后，青州府衙公文处理时效提升三倍，秋粮征收往年常需两月且纠纷不断，去岁仅用二十日，无一起纠纷诉讼。胥吏贪墨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七成。此有青州府存档账目、刑案卷宗及户部相关核销文书为证。数据在此，请陛下御览。”

太监将图表呈上。景隆帝仔细观看，那上面用简洁的柱状图、曲线图标示着各项数据的变化，一目了然。皇帝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

“数据或有其效，但青州一隅之地，岂可推之全国？”又一位大臣出列，是礼部右侍郎周廷玉，当代理学名臣，“且陈大人所言新制，强制官员申报家产、频繁异地调任，此非扰民乎？官员不安其位，如何尽心民事？家眷迁徙之苦，朝廷可曾体恤？若因此逼得清廉官员不得不贪墨以筹安家之资，或干脆辞官避祸，岂非与初衷背道而驰？臣闻，近期京畿已有小民因听闻新政苛察而惶惶，此非扰民而何？”

周廷玉的攻讦更为具体，也更能引起中层官员的共鸣。而且，他提到了“京畿小民惶惶”，隐隐指向了匿名信所说的“民变”。

陈恪心念电转，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必须同时应对理论攻讦和可能出现的“事实”构陷。

“周大人，”陈恪拱手，“‘异地交流’是为防官员久居一地，形成利益网，结党营私。青州前任县令与豪绅勾结之祸，京海案中潘禹盘踞青龙关十余年之弊，皆是明证。至于扰民、安家之虑，新制草案已有配套：设立迁徙津贴、官营代管田产、兴建子弟学堂。此非不恤下情，而是以短痛换长治。若因迁徙之苦便纵容官员固化为地方豪强，那才是对百姓最大的不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