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经义之争（2/2）

“必须正面回应，而且要在他们最擅长的领域——经义阐释上做出回应。”陈恪对裴明、顾恺之及核心团队说道，“我们不能只讲‘必要’，更要讲‘正当’；不能只谈‘效用’，更要论‘道义’。”

他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

数日后，陈恪借向皇帝汇报修订进展之机，请求在文华殿举行一次小范围的“经筵讲论”，主题便是“古之察吏与今之防腐”，邀请翰林院、国子监的饱学之士，以及关心此事的部院官员参与。

景隆帝准奏。

讲论之日，文华殿侧殿内，济济一堂。周廷玉自然在座，还有多位翰林学士、国子监祭酒、博士，以及闻讯而来的各部官员。陈恪一方，则有徐谦、裴明等人支持。

陈恪作为主讲人，先向御座上的皇帝行礼，然后转向众人，开门见山：

“今日蒙陛下恩准，与诸位饱学之士共论察吏之道。近日朝野有议，谓新制令官员申报财产，是‘诱使言利’‘舍本逐末’，乃至斥为‘法家余绪’。恪不才，愿就经义，略陈管见。”

他声音清朗，姿态从容：“《尚书·舜典》有载：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何以弗迷？非仅凭个人德性，亦因有制度、有考核。舜命禹‘平水土’，命弃‘播百谷’，命契‘敷五教’，皆明定职守，考其绩而陟罚之。此非‘察’乎？非‘核’乎？”

他略作停顿，目光扫过周廷玉等人：“《周礼》六官，各有职掌，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其中‘官刑’‘官计’，皆考核纠察之制。这些制度，可曾使西周官员沦为‘市侩’？可曾阻碍周公制礼作乐、成成康之治？”

周廷玉面色不变，缓缓道：“陈佥宪所引，乃先王治官之制，其要在‘考绩黜陟’，非在窥探私产。且上古淳朴，人心向公，岂可与今日相较？”

“周老所言极是，时移世易。”陈恪接过话头，“然《孟子·滕文公上》有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则井田不均，谷禄不平。孟子何以将‘正经界’作为行仁政之始？因制度公平乃德政之基！今之官员财产，若来路不明，便如田界混乱，侵吞公田，何谈‘仁政’？申报之制，非为窥探隐私，实为‘正经界’，明‘谷禄’，使俸禄赏罚有所依据，使清廉者得其誉，贪浊者无所遁形。此非‘舍本逐末’，实为‘固本清源’！”

他将财产申报与孟子“正经界”的着名主张联系起来，赋予了其追求制度公平的崇高意义，巧妙地回应了“舍本逐末”的指责。

“至于‘言利’，”陈恪继续道，“孔子罕言利，是诫人勿见利忘义，非谓君子须绝口不言利、不知利。《易·系辞》云：‘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可见圣人深知‘财’乃‘聚人’‘成事’之基，关键在于‘理财正辞’，即管理财富合乎正道。官员申报财产，正是‘理财正辞’于己身之体现，是‘义’对‘利’的规范和引导，何悖于君子之道？”

他环视众人，语气恳切：“今日修订《新则》，所秉持者，非商鞅、韩非之苛法，实乃周公之制、孔子之教、孟子之仁政精神！其目的，非以吏为师，乃是以‘制度’为师，以‘公平’为师，以‘阳光’为师！使善者得其彰，恶者得其罚，百官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天下臻于至治。此方为真正的‘明明德’，真正的‘亲民’，真正的‘止于至善’！”

一番论述，引经据典，层层推进，将申报财产等现代制度理念，完美地镶嵌进了儒家经典的话语体系与价值框架之中。不仅反驳了“法家余绪”的指控，更将其提升到了践行儒家理想的高度。

殿内一时寂静。许多原本持中立或怀疑态度的官员，脸上露出了深思的表情。周廷玉端坐不语，手中茶盏久久未动。

御座上，景隆帝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

陈恪知道，这场经义之争，他至少没有输。思想的坚冰，已被撬开了一道裂缝。而接下来，他需要用更扎实的条款设计，将这股理念之风，吹入《新则》的每一个字句之中。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