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经义之争（1/2）

自朝堂初次交锋后，关于《新则》修订的争论并未停息，反而从公开的朝会蔓延至私下的宴饮、清谈，乃至各部衙署的值房之内。

反对的声浪如同潮水，一浪高过一浪，而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并非直白的利益辩护，而是披着“圣贤之道”外衣的经义攻讦。

这一日，翰林院掌院学士、当世理学大家周廷玉，在自己的府邸“听松斋”举行了一场小范围的文会。

受邀者除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外，还有数名以文章名世的清流言官，以及几位被特意邀请的、在修订馆中任职的翰林官员——包括侍讲学士徐谦。

文会始于风雅。

品评新得的碑拓，鉴赏前朝字画，众人言笑晏晏，仿佛只是一次寻常的文人雅集。

然而酒过三巡，话题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时政。

“听闻近日修订馆中，诸位同僚颇为辛劳。”

周廷玉须发皆白，端坐主位，手持茶盏，语气温和，“不知这《新则》编纂，进展如何？”

一位受邀的清流御史立刻接话：“周老有所不知，如今馆中所议诸条，可谓惊世骇俗。竟有令官员自曝家私之议，实乃闻所未闻。”

“哦？”周廷玉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席间的徐谦，“徐侍讲亦在馆中，不知对此有何高见？”

徐谦放下酒杯，从容答道：“回周老，馆中所议，皆是为整饬吏治、堵塞贪渎。申报之制，虽有争议，然其初衷，乃在‘防患于未然’。”

“防患？”周廷玉轻轻摇头，叹息一声，“《论语》有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夫子尚且罕言利，今欲使天下官员言利、计利、公示其利，此非敦本务实，实乃舍本逐末，诱使士人汲汲于锱铢，忘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长此以往，官场尽成市侩算计之所，士风焉能不堕？”

他这番话说得语重心长，引据经典，立刻引来了席间一片赞同的低语。

另一位老臣接口道：“周老所言极是。《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官者，当以明明德为要务，砥砺品行，修养心性，使民自化。今不重德教，反以核查私产为能事，此乃‘以吏为师’之下策，法家苛酷之余绪，非儒家仁政之本也。”

“以吏为师，法家余绪”——这顶帽子扣得极重。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大夏朝，被指责为“法家”，几乎等同于否定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

徐谦欲再辩，周廷玉却抬手制止，目光转向席间另一位在修订馆任职的翰林编修：“李编修，你素来精研经义，依你之见，这‘申报私产’，可与‘君子之道’相符？”

那位李编修面露难色，踌躇片刻，才低声道：“晚生以为……申报之举，确有迫使官员‘言利’之嫌，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训诫……似有背离。”

此言一出，徐谦心中一沉。他知道，这位李编修的态度，很可能代表了修订馆内一部分受传统教育浸染的年轻官员的真实想法。思想的壁垒，远比利益的抗拒更难以攻克。

文会上的这番议论，很快便传到了陈恪耳中。他意识到，周廷玉这样的理学泰斗出面，将争论提升到“义利之辨”“儒法之争”的意识形态高度，其影响力绝非之前胡御史、郑侍郎等人的实务性质疑可比。若不能从思想根源上化解这些质疑，争取到更多士林中间派的理解甚至支持，《新则》的修订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