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微光与重幕（2/2）

“吴伯，您在哪里？我马上过来。”他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心跳已如擂鼓。

一小时后，在城北一个老旧小区布满爬山虎的单元房里，刘世友见到了颤巍巍的吴伯，接过了一个封得严严实实、边缘已经磨损的牛皮纸档案袋。袋子很沉，像装着一段凝固的时光。

他没有当场打开，郑重谢过吴伯，驱车回到市局。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人。他锁上门，拧亮台灯，深吸一口气，才小心翼翼地拆开档案袋。

里面是几本硬壳笔记本，字迹是父亲熟悉的工整中带着倔强。还有一叠用回形针别着的复印件，纸张早已泛黄脆化。他先翻开笔记本。

前面的内容与正式卷宗大同小异，但记录更为琐碎，包含了大量对当时办案流程、相关人员（包括上级和同事）反应的个人观察和疑问。越往后翻，字迹越显潦草，情绪透过纸张扑面而来——那是一种混合着巨大困惑、不被理解的愤懑、以及深深无力的焦虑。

在接近最后的部分，父亲的笔记出现了几页极其重要的内容：

· 关于证人周小梅：父亲怀疑她的失踪并非自愿，可能受到胁迫，甚至更糟。他列举了几个疑点：周小梅失踪前并无异常财务或情感变动；其租住处物品整齐，不像仓促离开；有邻居反映，失踪前一天晚上，似乎有陌生车辆在附近短暂停留。父亲曾想就此深入调查，但被当时的大队长以“证据不足、不要浪费警力在无关人员上”为由制止。

· 关于关键证据（一枚带血的袖扣）：父亲详细记录了这枚从现场提取的袖扣，如何在移交鉴定过程中，包装袋密封条出现了极其细微的、非正常的松动痕迹（他用了放大镜反复确认）。他怀疑证据可能被污染或调换，但鉴定报告依然做出了认定，而他的怀疑被批评为“疑神疑鬼”、“破坏鉴定权威”。

· 关于可能的幕后压力：父亲用隐晦的词语提到，案发后不久，有“上面的人”暗示此案宜早结，不宜深挖。他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将调查导向某个特定的、仓促的结论。他写道：“真相似乎被一件‘合身’的外衣包裹着，所有人都在称赞这件外衣，却没人愿意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穿了衣服。”

· 最后几页，是反复涂写又划掉的一个名字和几个关联词，字迹混乱，显示出父亲临终前极度的精神煎熬。刘世友极力辨认，勉强看出几个碎片：“社区……服务中心”、“女社工”、“关系”、“目击？……灭口？”

社区服务中心！女社工！

这几个词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刘世友的眼球上。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思绪果然也纠缠于此！他不仅怀疑证据问题，不仅感到压力，他甚至可能将失踪的证人和那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某个“女社工”联系了起来！这个“女社工”，会是王思雨吗？还是周小梅的那个表姐？或者……是王思淼本人？（当时她可能还在读书或刚工作）

刘世友猛地拿起那叠复印件。大多是当年一些边缘证人或关联人员的初期询问笔录草稿，以及一些现场照片的额外角度拍摄。其中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复印件，引起了刘世友的注意。照片背景似乎是某个办公室的窗外，焦距对准的是窗外楼下街道的一角。在街道对面，一个公用电话亭旁，站着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子的侧影，女子正在低头看手里的东西，面容不清。照片背面，父亲用红笔写着：“周失踪前日，其工作咖啡馆对面街角。该女子？经查非周。何人？为何在此？”

这个模糊的侧影，会是谁？是偶然的路人，还是与周小梅失踪有关的某人？

刘世友将照片和笔记本上关于“社区服务中心”、“女社工”的碎片记载并排放在一起，又想到冯浩川发现的“小树”和王思淼在图书馆项目的关联，想到林倩报告中王思淼早期学术意象的演变，想到唐晓婷旧照片里那串风铃和鸟爪符号……

无数细微的、来自不同时间维度的尘埃，在这一刻，被父亲遗留下的、充满血泪与不甘的笔记，赋予了难以形容的重量。它们不再仅仅是飘浮的疑云，而像是被一条来自二十年前的、绝望的视线，隐隐地串联了起来。

微光或许仍在合规的狭缝中艰难穿行，但一副更为庞大、更为沉重的帷幕——由父亲的遗恨、被掩盖的真相、以及可能跨越二十年的冰冷阴影交织而成的帷幕——已经轰然垂落，将刘世友，连同他所有的战友，彻底笼罩其中。

他们还能继续只做沉默的“学者”吗？当父亲的遗志和可能延续至今的罪恶，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压在肩头时？

台灯的光晕下，刘世友的脸色苍白如纸，眼神却如淬火的刀锋，冰冷而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