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不能言说的重量（1/2）

父亲的笔记和照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被刘世友强行按回记忆深处，外面覆上冷静的冰层。他没有立即将这份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材料带到团队的加密讨论中。他需要时间消化，需要厘清其中哪些是可以共享的“历史信息”，哪些是可能引发情绪失控或不当联想的“个人遗恨”。

整整一个周末，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翻阅那些泛黄的纸页，用刑警训练出的客观眼光，剥离父亲文字中强烈的个人情绪，提取出纯粹的事实性信息：对证据污染的怀疑（密封条异常），对证人失踪疑点的记录（陌生车辆），对办案过程中无形阻力的感知，以及最后那些关于“社区服务中心”和“女社工”的碎片化联想。

他特别注意那张模糊的街角女子照片。父亲当年显然尝试追踪过，但无果。如今技术条件远超当年，这或许是唯一可能被“合规”地重新检视的切入点。

周一，他带着一份经过精心编辑和脱敏的摘要，以及那张照片的高清扫描件，来到了办公室。冯浩川、林倩、唐晓婷都在，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肃穆。

“我父亲留了一些关于当年案子的私人笔记。”刘世友开门见山，语气平稳得听不出波澜，“大部分是个人工作记录和疑虑，对现有卷宗是补充，但无实质突破。不过，他提到对关键证据保管的疑虑，以及对证人周小梅失踪前一些异常迹象的关注，这些可以作为我们‘历史研究’的参考背景。”

他将摘要复印件分给三人，略去了那些涉及上级压力和绝望情绪的部分，也隐去了父亲临终前关于“社区服务中心”和“女社工”的直接涂写，只保留了事实性疑点。

冯浩川快速浏览，镜片后的眼神变得锐利：“证据污染疑点……如果当年真的存在，那意味着真凶可能一直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这和曹岳凡后来构建的‘系统包庇不公’的理念，在事实上形成了可悲的呼应。”

林倩则盯着那张模糊照片的扫描件：“这个侧影……技术上有做清晰化处理的空间吗？如果能得到稍微清晰一点的面部轮廓或衣着细节，或许可以尝试与当年那个时间段内，相关区域的户籍或暂住人口存档照片进行合规的交叉比对。这属于利用历史资料进行技术方法验证的范畴，不针对特定案件。”

“我可以试试。”唐晓婷接过照片，仔细端详，“但期望值不能高。照片本身质量太差，年代久远，即便处理，可能也只是得到一个依然模糊的结果。”

“处理本身，就是态度。”刘世友说，“另外，笔记中提到周小梅有一位表姐，可能在解放南路附近的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姓氏不确定。这条线索，父亲当年只是简单接触，认为关联弱。但结合我们之前的一些发现……”他顿了顿，选择了一个更中性的表述，“这个地理位置和机构类型，出现在我们多线回溯的视野里，值得作为‘历史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节点进行标注。”

他没有提王思雨，也没有提王思淼，只是将“社区服务中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和机构信息点抛出。

冯浩川立刻领会了他的深意，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快速记下：“节点a：解放南路社区服务中心（具体名称待核实）。关联：周小梅表姐（疑似）、珠宝店案失踪证人社会网络边缘点。”

林倩则在平板电脑上调出地图和旧版城市黄页电子档：“解放南路街道，在2000年左右，有记录的社区服务中心包括‘阳光’、‘为民’、‘互助’三家。‘阳光’规模最大，记录也相对完整。”

唐晓婷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她知道“阳光”正是王思雨工作的地方。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听到了这个信息。

“将这些点，纳入我们的‘模式分析’框架。”刘世友继续部署，声音沉稳，像在布置一次寻常的案情分析，“浩川，重点分析‘证据疑点’与‘证人失踪’在类似悬案中可能存在的关联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如果被特定理念吸收和利用，会如何强化其对‘系统腐败’的认知。”

“林倩，在合规前提下，尽可能收集这三家社区服务中心在1998-2002年期间的公开信息、人员变动记录（如有）、以及其组织的公益活动记录。重点是理清其当时的社会网络接口。”

“晓婷，照片处理的事情，就麻烦你了。有任何进展，随时同步。”

他的安排条理清晰，完全限定在“历史研究”和“方法验证”的框架内，没有一项触及对具体活人的调查，也没有一项指向某个明确的嫌疑对象。但每个听到的人，都感到了那份没有言说的、沉甸甸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