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劫后余生（1/2）

第六十四章 劫后余生

光绪三十二年的初春，皋兰城外的黄河滩上，残雪还未褪尽，风里却已带了几分暖意。范庆浩牵着马站在路口，望着东边的官道，眼睛熬得通红——范庆隆今日就要从西安回来了。

远处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出现在路尽头。那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棉袍，下摆沾满了泥污，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陷，唯有那双眼睛，空洞得像两口枯井。若不是两年前在西安有过匆匆一面，范庆浩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堂兄。

“庆隆哥！”范庆浩翻身下马，冲过去握住他的手。那双手冰凉粗糙，布满了裂口和厚茧，像是几年间老了二十岁。

范庆隆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响，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只是任由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在满是污垢的脸上冲出两道浅痕。

回到范家宅院时，范福廷和范福宁早已等在祠堂门口。范福宁看到儿子这副模样，手里的拐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扑过去抱住他，老泪纵横：“儿啊……你可回来了……”

祠堂里，烛火摇曳，列祖列宗的牌位在香雾中若隐若现。范庆隆跪在范福宁面前，把额头抵在冰凉的青砖地上，积压了数年的悲恸终于决堤：“爹……我对不起您……我没找到娘，没找到妹妹，没找到……我的妻儿……”

他的声音嘶哑破碎，像被揉烂的纸：“我从西安找到山西，从河北找到天津，甚至偷偷回了趟京城……庚子年逃难的路，我走了一遍又一遍，见人就问，见庙就拜……可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范福宁抱着儿子颤抖的肩，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不怪你，不怪你……是这世道太狠，是这灾荒太毒……”

范福廷等一众族人站在一旁，看着这对父子相拥而泣，眼眶也都红了，几个妇人也跟着啜泣着。范福廷想起范庆隆当年离京时的模样——那时他还是个精神十足的年轻大夫，一身儒气，手里总捧着本医书。可现在，他脸上的肉都陷了下去，连说话都带着气若游丝的虚弱，哪里还有半分当年的影子。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范福廷走上前，拍了拍范庆隆的背，“家里还有我们，日子总能过下去。”

那天的祠堂，哭声断断续续响了很久。周氏端来的热粥放在一旁凉透了，谁也没心思动。范庆隆把这几年的经历一一说给家人听：他在西安的破庙里睡过，在山西的官道上被劫匪抢过，在京城的废墟里扒过死人身上的遗物……为了打听亲人的消息，他甚至给商号的伙计打杂，给驿站的驿卒跑腿，把最后一个铜板都花在了路费上。

“最后在天津卫，有个老船工说，庚子年夏天，确实见过一队往南逃的妇人，带着几个孩子，说是要去山东投奔亲戚。”范庆隆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残存的希冀，却又很快黯淡下去，“可我追到山东，翻遍了所有的难民营，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分别的时候范槐实刚满三岁，范槐荫还不满一岁——这两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怕是早已……范庆隆不敢再想，只是用额头一下下磕着地面，直到额角渗出血来。

范家人都红着眼圈，谁也没劝。有些痛，总得哭出来才能好受些。

歇了几日，在每日小米粥和范福宁开的补药调养下，范庆隆的身子渐渐有了些起色。他不再整日枯坐着发呆，偶尔会跟着范庆浩去商号帮忙，只是脸上再也没见过笑容，那双眼睛里的光，像是被什么东西彻底熄灭了。

“爹，咱开个医馆吧。”一日，范庆隆突然对范福宁说，“在兰州城里，挨着洪槐商号，能给街坊邻居看看病。”

范福宁愣了愣，随即明白了儿子的心思。忙起来，或许就能暂时忘了那些撕心裂肺的痛。“好。”他点头，“就叫‘扶正堂’，既扶正祛邪，也盼着这世道能正过来。”

在范福廷和范庆浩的帮衬下，扶正堂很快就在兰州城的西大街开了起来。门面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药柜上的抽屉一一贴着药材名，散发着淡淡的药香。73岁的范福宁和42岁的范庆隆父子俩，每日坐在堂前诊脉开方，动作娴熟，神情专注。

起初，来的多是范庆浩介绍的商号老主顾，后来听说这两位大夫曾在京城行医，连官府的人都慕名而来。每日天不亮，扶正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来看风寒的，有来治外伤的，还有些是逃难来的饥民，没钱抓药，范庆浩让这对大夫父子也照治不误，药钱可以全从商号的账上划。

“庆隆大夫这手脉诊得真准。”抓药的伙计私下里跟范庆浩说，“前几日有个孕妇难产，城里的西医都摇头了，庆隆哥几针下去，孩子就生下来了，母子平安。”

范庆浩听了，心里稍安。至少，范庆隆还能在药香里找到几分活下去的力气。

这年春天，兰州城里还有件大喜事——黄河上的第一座铁桥终于建成了。

那座桥是德国人设计的，桥墩用的是钢筋水泥，桥面铺着厚厚的铁板，能并排走四辆马车。比起原来的浮桥，既结实又稳当，来往的商队再也不用怕汛期的洪水了。

24岁的范庆玄，穿着件藏青色的学堂制服，站在桥头，眼里满是骄傲。这座桥修建时，他跟着先生和几个德国专家一起跑前跑后，测水流，算土方，连德国工程师都夸他是“好苗子”。

“爹，您看这铁桥的铆钉，全是从德国运过来的，每一颗都得敲得严丝合缝。”范庆玄带着范福廷在桥上走，指着桥面下的钢结构，“先生说，这桥能管一百年，将来兰州的商队，往河西走就方便多了。”

范福廷扶着桥栏，望着脚下奔腾的黄河水，浑浊的浪涛拍打着桥墩，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他想起年轻时过浮桥的情景，那时的木板摇摇晃晃，风一吹就吱呀作响，哪敢想有朝一日，能在黄河上建起这样结实的桥。

“好，好啊。”他拍着范庆玄的肩，“你们年轻人，就该干这些正经事。”

可这短暂的安稳，很快就被天灾人祸打碎了。

光绪三十四年的夏天，甘肃的大旱已经持续了三年。兰州周边的田地龟裂得像一张张网，洮河、大夏河的河床裸露出干涸的泥沙，连最深的水洼都结了痂。粮价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蹿，一斗米的价钱，能抵上普通人家半年的嚼用。

“人食人”的消息，开始像瘟疫一样在甘肃大地上蔓延。

扶正堂里，范福宁和范庆隆忙得脚不沾地。来看病的，大多是吃了观音土腹胀如鼓的，或是饿极了吃树皮中毒的。有个母亲抱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来，哭着说：“大夫，求求您救救他，他就吃了口蒺藜，现在肚子硬得像石头……”

范庆隆给孩子施针喂药，手却一直在抖。他想起自己的儿子范槐实，如果活着，也该这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