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星星点灯,照的是路不是坟(2/2)

“路上如果遇到危险,或者你们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摇响它。什么都别想,先保住命,跑回来。”我看着他的眼睛,“听见它响,就像听见我说:别回头。”

轲生握紧了那枚铜铃,重重地点了点头。

墨鸢那边也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她利用缴获的那些叛军铠甲残片,结合从匈奴俘虏那学来的皮甲工艺,捣鼓出一种新式轻甲。

她管这叫“星鳞甲”。

用小片的熟铁甲叶,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叠地铆在坚韧的牛皮上。

重量比秦军的制式盔甲轻了一半,但防护力,尤其对箭矢的防护,强了不少。

更绝的是,她在每一片甲胄的内侧,都用钢针刻了一个微小的星图编号,跟星民的陶牌一一对应。

“以后打仗,谁立了功,不用文书在旁边记。只要找到尸体或者伤员,对一下甲片上的编号,就知道他是谁,功劳就算谁的。”墨鸢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这东西的意义太大了。

我当即拍板,让她立刻组建一个“工科营”,专门研究农具、兵器、水利器械。

并且允许她直接从星民里招人当学徒,经费也由我从郡府直拨。

这是第一个脱离了官僚体系,直接归我管的技术部门。

日子似乎一天天好起来了。

然而,就在我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时候,柳媖在一个深夜,敲响了我的房门。

她脸色惨白,手里的烛台都在抖。

“大人……”她一开口,声音都是飘的,“出事了。”

她手里捧着一卷竹简,是之前赵高留下的、他此行记录的副本。

柳媖负责整理归档。

她告诉我,在整理到最后一卷时,发现竹简的捆绳里,夹着一片揉成一团的碎纸。

要不是她心细,差点就当成废料扔了。

她展开那片碎纸,上面是宗正寺卿嬴腾和一个叫夏无且的内廷侍医的密信残片。

字迹很潦草,像是匆忙写就。

“……咳疾加重,药中有变……”

短短几个字,像一道冰冷的闪电,瞬间劈进我的脑子里。

嬴政病了?药里有问题?

我一把抢过那张纸片,浑身的血都凉了。

“这东西,还有谁看见了?”我死死盯着柳媖。

“没……没有,就我一个。”她吓得快哭了。

“封锁消息!”我立刻下了死命令,声音冷得像冰,“从现在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对任何人,一个字都不许提!”

我把李承泽和墨鸢秘密叫来。

当他们看到那张纸片时,反应比我好不了多少。

李承泽当场就要拔刀:“大人!我这就带一队信风使,奔袭咸阳!把那个狗屁侍医抓起来!”

“抓?然后呢?”我反问他,“然后被人当成挟功自重、意图干政的乱臣贼子,连同我们所有人,一起砍了脑袋?”

我太清楚宫里的那些门道了。

这件事,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凭这一张来路不明的破纸,捅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可要是不管,万一嬴政真的出事……

我来回踱着步,脑子里乱成一团。

不行,必须冷静。

我逼着自己坐下来,盯着烛火,想了很久很久。

忽然,我想起了赵高临走前说的话。

嬴政在看《山海经》,在问西域外面的世界。

他想看得更远。

有了。

我猛地站起身,走到案几前,铺开一卷新的竹简。

我提起笔,写了一封看起来再寻常不过的奏折。

奏折里,我详细地汇报了“星民计划”的进展,轲生带队西行的事,还有墨鸢的“星鳞甲”。

我把这些东西写得天花乱坠,写得前景无限。

但在奏折的最后,落款的旁边,我用极细的笔锋,添了一行小字,字迹模仿一种只有我和嬴政才知道的暗码。

那是我当年献寰宇图时,在地图一角画下的标记。

“长安有雾,宜清肺。”

这封信,由一名最可靠的信风使,混在日常的政务文书中,以普通的速度送往咸阳。

直达御前。

接下来的七天,我过得度日如年。

每天照常处理公务,巡视书院,可一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

直到第七天黄昏,一匹快马冲进了郡守府。

信使是嬴政的亲卫,风尘仆仆,他只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黑漆木匣。

我屏退左右,打开了木匣。

里面没有圣旨,没有金银,只有两枚干瘪得不成样子的红薯。

红薯底下,压着一张字条。

是嬴政的笔迹,狂放不羁。

“雾散,星明。”

我拿起那张字条,又看到字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

“朕尝之,甘如初见。”

那一瞬间,所有的担忧、恐惧、算计,都化成了奔涌而出的热流。

我捧着那个小木匣,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在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懂了。

他信了。

当晚,我登上刚刚建好的书院钟楼,亲手点燃了这里的第一盏“星灯”。

灯是用琉璃罩着的,里面是新榨的菜籽油,火苗亮而不燥。

灯罩外面,包着一层镂空的铜片,上面刻着北斗七星的图案。

灯光透过铜片,在钟楼的白墙上投射出一片璀璨的星河。

楼下,闻讯而来的学子们仰着头,看着墙上流动的光影,发出一阵阵惊叹。

“大人,”一个孩子大声问,“这灯是为谁点的?”

我扶着栏杆,看着下面一张张年轻的脸,声音被夜风吹得很远。

“你们问我,这灯为谁而亮?”

“我说,为所有不敢做梦的人。”

我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有一天,整个天下,都会看见——星星点灯,照的是路,不是坟。”

我将那两枚干瘪的红薯,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好,郑重地放在了书院讲堂最中央的案几上。

整整三天,我没对任何人解释它的来历。

它就那么静静地待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