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人才培养（2/2）

后勤班的课程最实在。后勤处长周大山主讲物资管理、账目登记、运输调配。野战医院院长吴启华和唐静文则讲授战场急救、卫生防疫、药品管理。甚至还有一门特殊的课——“根据地经济”，由地方民主政府的一位干部来讲授如何组织生产、如何保证税收、如何与敌占区进行秘密贸易。

“打仗就是打后勤。”周大山用他惯有的精打细算的口吻说，“一发子弹、一斤粮食、一尺布，都得算计着用。你们将来要是管一个连、一个营的后勤，心里就得有本账：粮食还能吃几天？弹药还够打几仗？冬衣什么时候发？——算不清楚，就要饿肚子、挨冻、打败仗。”

随营学校的开办，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四团和整个根据地激起了层层涟漪。

最直接的变化发生在各营连。学员们虽然暂时离队，但他们的空缺迅速被副职或表现突出的战士顶替。而每个周末，学员们返校时带回的笔记和心得，又成了各连队组织学习的素材。一种前所未有的学习氛围在部队中弥漫开来。晚饭后，常常可以看到战士们围成一圈，听识字多的战友读《铁军报》，或者用木棍在地上画地形图，争论某个战术动作的优劣。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学员们身上。那个浓眉大眼的排长叫王大山，以前打仗只知道猛冲猛打，上了军事班后，开始琢磨起地形和火力配合，在一次沙盘推演中，他用一个巧妙的迂回伏击方案，赢得了凌云的表扬。那个瘦削的文书叫陈远，在政工班学习后，主动申请到一个后进连队当见习指导员，用从徐政委那里学来的方法，三个月就让连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营学校甚至影响到了地方。应地方党组织的要求，学校每月开设两堂“公开课”，邀请根据地基层干部、民兵骨干、进步青年旁听。凌云讲战术，徐政委讲政策，老赵讲侦察与反侦察，场场爆满。许多年轻人听完课后，直接跑到招兵处报名参军。

“这才是长久之计。”徐政委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欣慰地说，“我们现在培养一个骨干，将来他就能带出一个好连队、一个好支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凌云的目光却看得更远。他在给师部的报告中写道：“随营学校不应只是临时培训，而应成为制度化、长期化的人才培养基地。建议在条件允许时，升级为‘抗大’式的分校，系统培养军政干部，为部队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储备力量。”

一个月的学期转眼即逝。结业典礼在岩洞里举行，没有鲜花，没有锣鼓，只有一百二十名学员挺直的脊梁和明亮的眼睛。

凌云亲手将结业证书——一张印着四团团徽和“随营学校第一期结业”字样的硬纸——交到每个学员手中。证书是李秀才设计、周大山想方设法找来卡纸印制的，简陋却郑重。

“同志们，”凌云在结业讲话中说，“这一个月，你们学到的可能只是皮毛。真正的学问，在战场上，在群众中，在你们今后的实践中。记住我第一堂课说的话：我们为什么而战？为抗日，为解放。带着这个信念回去，把学到的东西用起来，带出更多的骨干，打更多的胜仗。”

学员们回到各自部队后，效果很快显现出来。各营连的训练更加规范，政治工作更加扎实，后勤管理更加精细。一批新的班排长脱颖而出，几个连队指导员的位置也有了合适的人选。四团的“筋骨”不仅更加强健，而且开始长出新的“肌肉”。

随营学校的成功，甚至惊动了师部。师长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提到：“四团这个随营学校办得好！培养人才就是积蓄力量。各团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搞起来。”

第一期结束后，第二期、第三期的筹备工作立即启动。学员范围从部队扩展到地方民兵骨干，课程也更加系统化。岩洞口的木牌上，“随营学校”四个字被风雨洗刷得有些模糊，但每天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和嘹亮的军歌声依然准时响起，如同不息的火种，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山谷中静静燃烧。

然而，就在随营学校第二期开班的前一天，一封来自蚌埠内线的绝密情报，让凌云、徐政委和所有团领导刚刚舒展的眉头再次紧锁。

情报只有短短几行，却字字千钧：

“松井特种攻坚训练已结束。明日起，日军将对铁砧峪外围三道防线，实施‘剥皮’式试探攻击。攻击特点：小股多路，火力试探，专打结合部。目的：摸清我防御体系弱点，为总攻做准备。另，发现日军工兵在秘密挖掘坑道，方向不明，疑似针对核心阵地。”

松井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他没有像黑田那样急于决战，而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侦察、封锁、训练，现在，要开始真正“剥笋”了。

凌云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各营营长和随营学校的教员骨干匆匆赶到团部时，发现作战室的沙盘已经更新——上面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代表日军可能进攻路线和兵力的蓝色小旗，而代表四团防御阵地的红色小旗，在蓝色浪潮的包围中，显得异常醒目。

“同志们，”凌云的声音平静却带着金属般的硬度，“考试提前了。松井给我们的学员、给我们新建的体系、给整个四团，出了一张考卷。”

他拿起指挥棒，点在沙盘上铁砧峪最外围的第一道防线：“这张考卷的题目是：我们这一个多月学的、练的、准备的，到底管不管用？”

岩洞里，马灯的火焰在众人凝重的脸上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