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人才培养（1/2）

铁砧峪后山有一处天然岩洞，入口隐蔽，内部宽敞干燥，原本是团部的秘密物资储备点之一。此刻，洞内却被数十盏马灯照得通明。岩壁上挂起了几块用锅底灰涂黑的木板权当黑板，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原木墩充作课椅。一百二十名学员安静地坐着，军装洗得发白却浆洗得笔挺，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着用草纸订成的笔记本，手中的铅笔短得几乎握不住。

这是四团“随营学校”第一期开班的第一堂课。

三天前，当凌云将成立随营学校的想法在团党委会上提出时，徐政委第一个表示支持：“老凌说得对，打掉了黑田，来了个更难缠的松井。往后仗会越打越硬，越打越复杂。光靠我们几个老家伙冲锋陷阵不行，得有人接班，得有一批懂战术、懂政治、懂带兵的骨干像种子一样撒下去。”

各营营长起初有些顾虑——前线吃紧，一下子抽走这么多班排骨干，战斗力会不会受影响？

“眼光要放长远。”凌云当时这样说，“现在我们一个团，三个营，还能应付。可未来呢？根据地要扩大，部队要发展，要是还是我们这些人，三头六臂也不够用。松井封锁我们，我们就培养人才。他卡我们的物资，卡不住我们头脑里的东西。”

决议很快通过：第一期学员一百二十人，从全团选拔，标准三条——作战勇敢、有一定文化基础（至少认识五百字）、群众威信高。学期一个月，分为军事班、政工班、后勤班三个专业。凌云、徐政委、老赵等团领导亲自授课，还请了师部派来的几名参谋和技术骨干当教员。

此刻，岩洞内鸦雀无声。所有学员的目光都聚焦在站在“黑板”前的凌云身上。他没有穿正式的军装外套，只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衬衣，袖子挽到肘部，手中捏着一截粉笔。

“同志们，”凌云开口，声音在岩洞中回荡，“今天第一课，我不讲具体的战术动作，也不讲武器装备。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打仗？”

问题很简单，却让不少学员愣住了。前排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排长犹豫着举手：“报告团长，打鬼子呗！鬼子占了咱们国家，杀了咱们亲人，就得打！”

“说得对，但不全对。”凌云在黑板上写下“抗日”两个大字，“打鬼子，是目的之一。但打完了鬼子呢？如果只是把鬼子赶走了，换上来的是赵宝坤那样的军阀、是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我们这仗打得值不值？”

学员们陷入了沉思。后排一个略显瘦削的文书出身的学员小声道：“那……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对！”凌云重重一点头，写下第二个词：“解放”。“我们打仗，不仅仅是为了把侵略者赶出去，更是为了让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得到解放。解放是什么？是不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是不再被贪官污吏欺压，是能吃饱饭、穿暖衣、孩子能上学、老人有所养——是为建立一个新中国！”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专注的脸：“所以，你们将来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做政治工作，或是管后勤补给，心里都要装着这两个词：抗日，解放。明白了为什么而战，才知道该怎么战，才知道该让战士们为什么去流血牺牲。”

岩洞里静得能听到马灯灯芯燃烧的噼啪声。许多学员的眼神从最初的茫然，渐渐变得明亮起来。

第一堂课，凌云足足讲了一个时辰。他从鸦片战争讲到甲午海战，从辛亥革命讲到军阀混战，用最朴素的语言勾勒出中国百年屈辱的轮廓，又清晰地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把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学员们亲身经历的苦难联系起来——那个河北籍战士想起被地主逼死的父亲，那个江西籍班长记起被保安团烧毁的家园，那个湖南籍卫生员抹着眼泪说起逃荒路上饿死的妹妹……

当凌云讲完，岩洞里久久无声。然后，不知是谁带头，掌声如同潮水般响起，在岩洞中回荡不息。

随营学校的课程安排得紧张而充实。

军事班的课程由凌云和老赵亲自设计。上午是基础理论：地形学、沙盘作业、班排连战术原则、步炮协同要点。下午是实践演练：野外判定方位、简易沙盘制作、实兵对抗推演。凌云甚至专门抽出时间，讲解如何应对坦克、如何防范毒气、如何在山地环境下进行反封锁作战——这些都是针对松井可能采取的战法进行的预演。

“敌变我变。”凌云在讲解反坦克战术时强调，“我们没有反坦克炮，但不能没有反坦克的办法。地形、炸药、集束手榴弹、燃烧瓶——这些都是我们的武器。关键是要动脑子，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他让学员们分成小组，用沙盘模拟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反坦克作战，然后逐一讲评。那些原本只会带着战士冲锋的班排长们，第一次系统地思考起“为什么要这样打”“还有没有更好的打法”这样的问题。

政工班的课程则由徐政委和李秀才负责。徐政委主讲党的历史和理论，李秀才则侧重实际工作方法：如何开好一个班务会，如何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开展对敌宣传。

“做政治工作，最怕的是什么？”徐政委在一次课上问，“是脱离实际，是空谈大道理。战士们冲锋一天，饿着肚子回来，你跟他讲共产主义理想，他听得进去吗？你得先帮他把饭热上，把伤口包扎好，然后才是讲道理。”

他举了个例子：有个连队刚打完一场恶仗，牺牲了好几个战友，战士们情绪低落。指导员没有马上开会，而是带着炊事班给大家做了一顿热面条，又组织轻伤员给重伤员喂饭擦身，等到晚上才点起篝火，不是开会，是让大家说说牺牲战友生前的故事。说着说着，有人哭了，有人握紧了拳头。最后指导员才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咱们不能让弟兄们白死。这仇，得报。”

“这就是政治工作。”徐政委总结道，“它不在文件里，不在口号里，它在热面条里，在篝火旁的故事里，在战士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