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入蜀春（2/2）

“刘备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城都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李舒指着档案里的《封赏录》，“诸葛亮、关羽、张飞各得金五百斤、银千斤，良田百顷，这些都来自益州士族的家产。有个叫张裕的预言家，说‘先主得益州，九年后必失’，结果被砍了头，尸体扔在锦江边喂鱼。”

档案室的角落里，堆着些刘璋时期的税册。建安十七年，益州的田赋是“十取其一”，而刘备定下的“蜀科”，却改成了“十取其四”，还额外加了“算缗钱”“更赋”等七种杂税。沈砚之忽然想起在成都西市见到的粮价，原来从刘备入蜀的那天起，益州百姓的负担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夜里宿在成都的驿馆，沈砚之翻着《三国志·刘巴传》。这位帮助刘备制定“直百钱”的谋士，在传记里被赞为“运筹帷幄”，可在《华阳国志》的注里，却记着他临终前的叹息：“取民过甚，恐难久持”。窗外的锦江水哗哗流淌，像是在重复着那句叹息，从建安十九年的春天，一直流到景耀六年的冬天。

次日清晨，他们去了刘璋的故宅。如今这里已成了一片菜园，菜农正在翻土，锄头碰到硬物，挖出个青铜酒壶，壶底刻着“永元元年造”，是东汉时期的物件。“这是刘璋父亲刘焉留下的。”菜农擦了擦壶上的泥，“我爷爷说，刘璋出城投降那天，就抱着这个壶哭，说‘我父子在蜀二十余年，竟不如一个外来人’。”

沈砚之望着菜园里嫩绿的菜苗，忽然明白，蜀汉的命运，其实在刘备入蜀的那个春天就已注定。当外来的政权以“兴复汉室”的名义剥夺本土士族的利益，当“厚树恩德”的承诺变成苛捐杂税，当“匡扶正义”的旗帜下埋着无数益州人的尸骨，这个建立在流沙上的王朝，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崩塌的结局。

回程的路上，涪城的油菜花还在盛开，金黄的花海沿着驿道铺向远方。沈砚之想起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这片沃土，终究没能支撑起“兴复汉室”的理想，只留下满地花瓣，在风中诉说着一个王朝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