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制度惯性与改革困境（1/2）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五丈原的秋风吹落了诸葛亮的最后一口气，也吹断了蜀汉制度革新的最后希望。这位以“治世之才”着称的丞相，生前以《蜀科》规范朝堂、以“科教严明”整饬吏治，却未能建立一套能自我更新的制度体系。当权力交接至蒋琬、费祎，再到姜维手中时，蜀汉的制度逐渐陷入“惯性滑行”——既无法突破“荆襄集团垄断权力”的旧格局，又难以应对“北伐透支国力”的新危机，更无力调和“外来政权与本土士族”的深层矛盾。这种结构性僵化，让蜀汉在中后期的自救尝试屡屡碰壁，最终在曹魏的军事压力下走向覆灭。制度的惯性，远比个体的努力更能决定一个政权的命运。

一、权力继承的闭环：从“托孤辅政”到“近亲繁殖”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曾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番看似信任的嘱托，实则埋下了权力继承的隐患。诸葛亮以“鞠躬尽瘁”践行承诺，却无意间强化了“非荆襄旧部不委以重任”的潜规则，使蜀汉的权力继承陷入“近亲繁殖”的闭环——这种闭环在他去世后彻底固化，成为制度僵化的核心病灶。

诸葛亮的辅政团队，几乎是荆襄集团的“复制粘贴”。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皆为荆襄籍或早年追随刘备的北方人；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同样出自荆襄体系。这种“内举不避亲”的选择，虽确保了政策延续性，却排斥了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参与。据《三国志·蜀书》统计，诸葛亮执政时期，益州籍官员在中央的占比不足10%，连张裔、杨洪等有才干的本土士人，也仅能担任太守、都尉等地方职务，始终被挡在权力核心之外。

蒋琬、费祎时期，权力闭环进一步收紧。蒋琬执政时，将中枢机构从成都迁至汉中，美其名曰“便于北伐”，实则是为了远离益州士族的影响；费祎虽以“宽和”着称，却对益州籍官员“敬而远之”，其提拔的陈祗（汝南人）、董厥（义阳人），仍是荆襄集团的外围成员。更严重的是，他们延续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治理风格，抑制了制度性决策的形成——蒋琬因“旧疾复发”无法理政时，竟无成熟的辅政机制补位，导致朝政停滞月余；费祎遇刺后，蜀汉因“未立储贰”陷入权力真空，最终不得不让缺乏政治经验的姜维仓促上位。

姜维时期的权力结构，已到了“非荆襄即降将”的畸形地步。作为曹魏降将，姜维本应打破权力闭环，却因“根基不牢”不得不依附荆襄旧部，甚至比前任更排斥益州士族。他提拔的夏侯霸（夏侯渊之子，降蜀后被视为“自己人”）、胡济（荆州人），皆非益州籍；对益州籍将领张翼、廖化的“屡劝不从”，更暴露了权力核心的排外性。这种“近亲繁殖”的权力继承，使蜀汉的决策层逐渐丧失活力——当邓艾兵临城下时，朝堂上竟无一位益州籍大臣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唯有谯周（巴西人）以“降魏”打破沉默，这本身就是对权力闭环的讽刺。

对比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与东吴的“江东士族共治”，蜀汉的权力继承显得异常封闭。曹魏通过中正官选拔各地人才，虽有弊端却打破了地域限制；东吴虽也有“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的矛盾，却能通过联姻、纳降等方式吸纳本土势力。而蜀汉的权力闭环，如同一个不断收缩的旋涡，最终将自己困死在荆襄集团的小圈子里。

二、北伐政策的路径依赖：从“战略目标”到“政治正确”

诸葛亮的北伐，最初是为了实现《隆中对》“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略目标，到姜维时期却异化为“政治正确”的仪式性动作。这种“路径依赖”让蜀汉陷入“不北伐则失正统，北伐则耗国力”的悖论，最终在“为北伐而北伐”的恶性循环中耗尽了元气。制度的惯性，让一项本应灵活调整的战略，变成了无法停止的“跑步机”。

诸葛亮时期的北伐，虽有理想主义色彩，却仍有现实考量。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时，曹魏在关中的驻军仅三万余人，且“诸将素无备”，诸葛亮试图趁虚夺取陇右，切断关中与凉州的联系，这一策略具有可行性。但街亭之败后，曹魏加强了关中防御（曹真、司马懿相继坐镇），北伐的难度倍增。即便如此，诸葛亮仍坚持北伐，更多是为了通过军事胜利凝聚人心——作为外来政权，蜀汉需要“兴复汉室”的旗帜维系合法性，一旦停摆，便可能引发“政权正当性”的质疑。

蒋琬、费祎的“有限北伐”，曾试图打破路径依赖。蒋琬提出“沿汉水、沔水东下，袭取上庸”的新方案，虽因“朝议以为不可”未能实施，却显露出调整战略的意图；费祎执政时，明确限制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主张“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这种收缩政策，使蜀汉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益州的粮食储备恢复至“可供三年之需”，人口也略有增长。但这种调整，却遭到荆襄集团的质疑：谯周撰写《仇国论》暗讽“安守不可，进取不能”，姜维则指责费祎“怀安丧志，非大臣之节”。

姜维执政后，北伐彻底沦为“政治正确”。他在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北伐，明知“蜀地狭小，民力凋敝”，却仍坚持“贼适疲矣，我承其弊”的冒险逻辑。这种偏执，源于对“正统性”的焦虑——作为降将，姜维比任何人都需要通过北伐证明忠诚；而荆襄集团的残余势力，也需要北伐维系“外来者”的团结。于是，北伐从“战略选择”变成了“生存必需”，哪怕“战士雕瘁，百姓菜色”也在所不惜。据《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的北伐失败后，蜀汉“陇右无复民户”，连姜维自己都承认“错用羌胡，败军杀将，咎在维身”，却仍无法停止脚步。

路径依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自我强化。为支撑北伐，蜀汉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队（十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0%），导致赋税激增；为增加税收，又不得不垄断盐铁、蜀锦等产业，挤压民间经济；民间经济萎缩，又加剧了民众对政权的不满，迫使统治集团更依赖北伐凝聚人心——这种恶性循环，让蜀汉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当钟会、邓艾伐蜀时，蜀军因“久战疲敝，无有斗志”而望风披靡，正是路径依赖的最终恶果。

三、法治体系的异化：从“公平利器”到“压制工具”

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曾以“赏不遗远，罚不阿近”赢得赞誉，是蜀汉初期整合权力、稳定秩序的“公平利器”。但到中后期，这套法治体系逐渐异化——荆襄集团利用法律特权打压异己，益州士族则因“法不责众”而抱团抗法，普通民众更是在“峻法”与“贪腐”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法治的异化，使蜀汉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制，制度的僵化终成定局。

诸葛亮时期的法治，虽“严”却“公”。他对马谡“挥泪斩之”，对李严“废为庶人”，对自己“请自贬三等”，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示范，让《蜀科》具有公信力。即便是益州士族，也承认“亮刑法峻急，而无所私，民虽怨之，而无恨心”（《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这种公平性，暂时压制了“外来者”与“本土者”的矛盾，使法治成为超越地域分歧的公共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