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记忆重构与历史书写（1/2）

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降旗落下后，关于蜀汉灭亡的叙事便开始了漫长的重构。陈寿在《三国志》中写下“后主遂降，蜀亡”的极简记载时，或许未曾料到，这个政权的结局会在后世的史笔中被不断涂改：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将其塑造成“正统悲歌”，《三国演义》则渲染为“忠奸对决”，而近代学者又多以“小国寡民的必然”定论。这些层累叠加的历史书写，不仅遮蔽了蜀汉灭亡的复杂真相，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历史的“真实”往往在不同时代的叙事需求中被重新定义，而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也在这场跨越千年的记忆重构中变得愈发模糊。

一、西晋的“贬蜀叙事”：政治正确下的历史过滤

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时，面前摆着的不仅是蜀汉的官方档案，更有司马昭“以魏为正统”的政治红线。这部被后世奉为“正史”的着作，对蜀汉灭亡的记载充满了刻意的过滤与取舍，其“贬蜀尊魏”的叙事基调，本质上是为西晋代魏的合法性服务。

陈寿对蜀汉政权的“矮化”，首先体现在称谓上。全书将曹魏帝王列入“本纪”（如《魏书·武帝纪》），而蜀汉君主仅入“传”（《蜀书·先主传》《后主传》），这种体裁上的差异，直接否定了蜀汉的“正统”地位。在描述灭亡过程时，陈寿着重强调刘禅的“昏庸”与黄皓的“奸佞”，如“后主宠宦黄皓，皓专权自恣，终至亡国”，却淡化了益州士族与荆襄集团的矛盾——作为曾仕蜀汉的史官，陈寿不可能不知晓谯周降议背后的深层动因，但出于西晋“统一合法性”的需要，他必须将蜀汉灭亡简化为“君主失德”的个案，而非结构性矛盾的爆发。

对关键人物的评价，更显叙事偏向。陈寿称赞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却隐晦批评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将北伐失败归咎于个人能力，回避了国力差距的根本问题；写姜维则强调其“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全然不提他作为降将的尴尬处境与朝廷的猜忌。这种“个人责任论”的书写，将蜀汉灭亡从“制度性失败”降格为“人事失误”，既符合西晋“天命所归”的宣传，也为后世“英雄史观”提供了素材。

最值得玩味的是对“降魏”事件的处理。陈寿详细记载了谯周《降议》的内容，却未收录北地王刘谌的血书；写刘禅“乐不思蜀”时绘声绘色，却对姜维复国密谋的细节一笔带过。这种选择性叙事，实则是在强化“蜀汉灭亡顺应天意”的认知——既然君主昏庸、大臣主降、百姓无争，那么西晋的统一自然“名正言顺”。西晋的政治需求，就这样过滤掉了蜀汉灭亡的复杂面向，留下了一个被简化的“亡国故事”。

二、东晋的“尊蜀叙事”：正统焦虑下的历史翻案

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写下石破天惊的论断：“汉亡而晋兴，晋承汉统，非承魏统。”这部着作将蜀汉列为“正统”，曹魏斥为“篡逆”，对蜀汉灭亡的记载充满了悲情色彩，与西晋的叙事形成鲜明对立。这种翻案，绝非单纯的历史考据，而是东晋政权在“偏安江南”的处境下，为自身“正统性”寻找依据的政治表达。

习凿齿的“尊蜀”，本质上是为东晋“正名”。东晋与蜀汉同为偏安政权，面临相似的困境：北方被异族占据（东晋时为十六国，蜀汉时为曹魏），自身合法性受到质疑。习凿齿通过抬高蜀汉的“正统”地位，实则在暗示：东晋虽偏安江南，却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正如蜀汉虽据益州，仍是汉室延续。因此，他在描述蜀汉灭亡时，着重渲染刘谌“杀妻灭子以殉国”的悲壮，痛斥谯周“卖国求荣”的卑劣，将这场灭亡书写为“正义被邪恶战胜”的悲剧，而非历史必然。

为强化这一叙事，习凿齿刻意放大了“忠奸对立”。他在《汉晋春秋》中增补了大量细节：写诸葛瞻战死时“血溅战袍，犹呼‘汉祚永存’”；记姜维复国时“密书后主‘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甚至虚构了黄皓“焚尽北伐粮草”的情节。这些细节的添加，目的是将蜀汉灭亡塑造为“奸臣误国”的典型——只要君主明断、忠臣得用，偏安政权未必不能复兴。这种叙事，恰恰契合了东晋士大夫“克复中原”的心理需求，为其偏安处境提供了精神慰藉。

东晋的“尊蜀叙事”，还影响了对地理因素的解读。习凿齿在《襄阳记》中强调“蜀道之险，本可自守”，将灭亡原因归咎于“姜维弃险用诈”，而非地理封闭带来的弊端。这种解读，实则是在为东晋“依托长江天险”的国策辩护——既然天险足以自守，那么东晋的偏安就不是懦弱，而是等待时机。历史书写就这样与现实政治紧密纠缠，蜀汉灭亡的真相被进一步包裹在“正统焦虑”的外衣之下。

三、宋元的“道德叙事”：理学影响下的价值评判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将蜀汉灭亡的责任明确归于刘禅：“后主昏暗，黄皓窃权，姜维黩武，国破宜矣。”到了南宋，朱熹在《通鉴纲目》中更是将其上升到“天道报应”的高度：“汉失其德，蜀承其弊，虽有诸葛之贤，不能复振，岂非天哉？”宋元时期对蜀汉灭亡的解读，日益脱离历史语境，沦为理学“道德评判”的工具——将政治失败简化为“善恶有报”，用伦理标准取代历史分析。

这种“道德叙事”的形成，与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道德修养视为治国根本，反映在历史解读上，便是将王朝兴衰归因于君主的“德”与“失德”。因此，宋元史学家普遍认为：蜀汉若有“明君”，即便国力弱小，也能延续；刘禅“昏庸失德”，即便有诸葛亮、姜维等“贤臣”，也难逃灭亡。这种“道德决定论”，完全忽视了蜀汉的结构性矛盾，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好人坏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