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结构性崩塌——蜀汉灭亡的三重致命裂痕（2/2）

刘备称帝时，“汉祚在蜀”的认同感曾是凝聚人心的旗帜。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认同的根基逐渐被侵蚀。洪武年间，益州儿童能背《汉德赋》（宣扬汉室正统的童谣）者达七成；到景耀年间，成都街头传唱的已是“蜀江水，向东流，流到吴，不回头”的俚曲。

这种认同崩塌的催化剂，是“北伐无功”的现实。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的十一次北伐（演义合并为九伐中原）胜少败多，尤其是延熙十九年段谷之败，“陇右士民奔魏者以千数”。洛阳朝廷抓住机会，派司徒郑袤赴蜀地招降，承诺“益州人在魏者，官爵如故”。据《魏晋世语》记载，仅景耀三年，就有120余名益州籍官吏秘密投魏。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绵竹之战：诸葛瞻率领的禁军中有近千名益州籍士兵，开战不到半日便溃散大半，其中500余人直接倒戈加入邓艾军。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预言的：“处小而谋大，智小而谋强，未之有也”。当“兴复汉室”的理想被连年征战消磨成空洞口号，当外来集团的统治让本土士族看不到希望，认同的堤坝一旦溃决，再多的忠勇之士也无法阻挡政权的崩塌。

尾声：历史的复盘

公元263年冬，刘禅降表送至洛阳，这份不足百字的文书中，“限分江汉，遇值深远”的自嘲，恰是蜀汉灭亡的注脚。这个建立在“正统叙事”与“外来统治”之上的政权，终因权力结构的封闭、经济体系的枯竭、认同基础的崩塌，走完了四十三年的历程。

后世史学家常将蜀汉灭亡归咎于刘禅昏庸或姜维好战，但剥离个人因素可见：当一个政权始终未能与所在土地真正融合，当“外来者”的身份成为权力的枷锁而非动力，当理想沦为少数人的执念而非多数人的共识，其覆灭早已写在初建的基因里。正如成都武侯祠楹联所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或许是蜀汉灭亡留给历史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