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请战表（1/2）

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成都，寒风卷着细雨敲打着宫城的朱漆大门。太极殿内，后主刘禅的手指在案几上无意识地摩挲着，眼前摊开的是两份截然不同的奏疏：一份是北地王刘谌血书的《请战表》，字迹因激动而颤抖，字里行间满是“与社稷共存亡”的决绝；另一份是光禄大夫谯周的《降议》，笔墨沉稳，句句指向“降魏以全宗族”的现实选择。殿外的雨声越来越急，仿佛在为这个存续四十三年的政权敲着丧钟，而这场关于“降与战”的终极博弈，早已在数十年的矛盾积累中写好了结局。

一、谯周的“降议”：益州士族的集体发声

谯周在朝堂上的发言，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当他第三次叩请刘禅“审时度势，早降魏国”时，花白的胡须上还沾着朝服的褶皱，声音却异常坚定：“陛下若死守成都，邓艾必屠城泄愤，宗室百官恐无遗类；若南奔南中，夷人素怀二心，昔诸葛丞相南征虽服其表，未安其里，今仓促往依，必为所制；若东投东吴，吴蜀本为唇齿，今蜀亡吴必不能久，届时陛下再降，屈辱更甚。唯降魏一途，可保陛下及蜀地百姓无虞。”

这番话看似是临危之际的权衡，实则是益州士族压抑数十年的政治宣言。自刘备入蜀以来，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人，始终处于权力结构的边缘。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定成都后，任用的文臣武将多为荆襄旧部，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益州士族仅能担任劝学从事、郡丞等闲职。即便是张裔这样的益州才俊，虽曾被诸葛亮称赞“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却因与杨洪争执而被外放，终其一生未能进入中枢。

蜀汉的“法治”政策，更让益州士族感到不适。诸葛亮制定的《蜀科》，强调“赏罚必信，无恶不惩”，看似公平，实则压缩了士族的特权空间。东汉以来，益州士族依靠“察举制”垄断官场，子弟可通过门第入仕，而蜀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标准，打破了这种垄断。谯周的学生陈寿在《三国志》中隐晦地批评：“蜀土人士，专权自恣，亮惩其然，威之以法，法峻而犯者寡。”这种“峻法”背后，是外来政权对本土势力的压制，也埋下了士族与蜀汉政权疏离的种子。

到了刘禅后期，这种疏离演变为公开的抵触。黄皓专权时，益州士族“皆怨其浊乱国政”，却无力抗衡；姜维北伐导致“民皆菜色”，士族的田产收入大幅缩水，对蜀汉的不满达到。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的“降议”之所以能得到多数大臣支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益州士族的核心诉求：通过改朝换代，重新夺回在本地的政治主导权。

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降魏后，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其弟子陈寿得以修史，益州大族如张、李、陈等家族均保留了田产爵位，而荆襄集团的后裔如诸葛京（诸葛亮之孙）则被迁往洛阳，置于曹魏监控之下。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让益州士族真正成为了“降魏”的受益者，也证明谯周的选择并非个人怯懦，而是整个集团的现实考量。

二、刘谌的“死谏”：正统叙事的最后挽歌

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庙中的自尽，是蜀汉“正统叙事”最悲壮的注脚。据《汉晋春秋》记载，他在太极殿与刘禅争执时，“伏地哭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陛下苟能死战，臣愿率宗族子弟为先驱，虽死无恨！’”被刘禅斥退后，他带着妻子儿女进入刘备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鲜血染红了庙内的青铜香炉，也为蜀汉的“汉室正统”画上了血色句点。

蜀汉的“正统性”建构，始于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当时曹丕篡汉，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意在宣称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将这种叙事转化为政权的精神支柱。为强化正统性，蜀汉还刻意模仿东汉制度：设尚书台掌政务，置九卿分掌庶务，甚至连祭祀礼仪都复刻汉制，试图通过形式上的相似，维系“续汉”的合法性。

但到了刘禅时期，这根精神支柱已逐渐腐朽。一方面，“兴复汉室”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姜维的六次北伐更是导致“国内虚耗”，民众对“还于旧都”的承诺日益麻木。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时益州民间流传着“汉祚已尽”的谶语，连小孩都唱着“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暗示曹魏将取代蜀汉。

另一方面，刘禅的昏庸加速了正统叙事的崩塌。他不仅宠信黄皓，荒废朝政，甚至在姜维奏报“钟会治兵关中，欲图蜀”时，竟以“鬼神之言，谓敌终不自致”为由置之不理。这种对“先帝遗志”的背离，让“汉室正统”成了自欺欺人的空话。刘谌的死谏，本质上是想以极端方式唤醒政权的精神内核，却无奈发现，支撑这个政权的信念早已被权力腐蚀、被现实磨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蜀汉的“正统”在益州本土从未真正扎根。对益州士族而言，刘备集团与曹操、孙权一样，都是“外来政权”，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荆襄集团的政治口号，与益州的利益无关。当刘谌在昭烈庙中泣血时，成都城内的百姓多在盘算“降魏后赋税是否会减轻”，而非“汉室是否存续”。这种精神层面的割裂，注定了“正统叙事”只能是少数人的执念，无法转化为全民的抵抗意志。

三、南逃之议的虚妄：边疆治理的长期困境

“南奔南中”的提议，曾被少数大臣视为最后的退路。他们认为，南中七郡（今云南、贵州一带）地势险要，“山林险阻，易守难攻”，且诸葛亮曾南征平叛，“夷人已服”，可暂避锋芒，再图恢复。但这种想法，忽视了蜀汉对南中治理的深层隐患，也低估了边疆与中央的疏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