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千年回响：从残卷到现实的镜鉴（1/2）

北宋庆历年间的一个午后，欧阳修在书房里展开一卷泛黄的《蜀书》，指尖划过“后主刘禅”的传记，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像极了他年少时在益州见过的蜀地秋雨，那时武侯祠的香火还很旺，老人们总在祠堂前讲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时，总会叹一句“可惜了那好江山”。

书童端来一盏热茶，见他对着史书出神，忍不住问：“先生，这蜀汉灭亡，真如陈寿所言，是‘后主昏庸，奸佞当道’？”

欧阳修放下书卷，沉吟片刻：“昏庸与奸佞，不过是表象。你看这史料里写的——南中盐铁被私贩，沓中粮草遭克扣，江油守军被调去修私宅，这些事难道都是刘禅一人能做成的？朝堂上的大臣或沉默，或同流合污，百姓从期盼到失望，这才是根由。”

他想起当年在益州为官时，见过一份唐代留存的蜀汉户籍残卷，上面记录着诸葛亮时期的赋税：“丁男岁输绢三匹，粟二石”，而到了刘禅后期，竟涨到“绢五匹，粟四石”，底下还有小吏的批注：“多缴者入私库”。寥寥数字，道尽了民心如何一点点冷下去。

“就像这茶杯里的茶，”欧阳修端起茶盏，看着茶叶在水中浮沉，“初泡时清香，久泡则味涩。蜀汉的‘茶’，在诸葛亮手里是清冽的，到了后来，被太多‘杂质’浑了水，百姓喝着苦，自然就不想喝了。”

书童似懂非懂：“那……后世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欧阳修指着《出师表》里的句子：“丞相早就说透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道理简单，难的是代代都能做到。你看本朝，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可近年来，也有官员借着‘变法’的名义中饱私囊，若不严查，迟早也会积弊成疾。”

雨停了，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书卷上，“姜维传”三个字格外清晰。欧阳修想起年轻时游历剑阁，见过当地百姓为姜维立的一块“孤臣碑”，碑上刻着“九伐中原志未酬”，虽非官方所立，却香火不断。他当时就想，百姓记着的，从来不是输赢，是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诚。

几百年后，明末的顾炎武在昆山的破庙里，也读到了这段历史。那时清军刚入关，他拖着病体编写《日知录》，读到“邓艾偷渡阴平”时，忍不住拍了桌子：“蜀汉之亡，非亡于阴平，亡于‘苟且’二字！”

学生潘耒递上一碗药，劝道：“先生息怒，不过是前朝旧事。”

顾炎武摇摇头，咳了几声：“哪是旧事？你看如今的官场，官员只知逢迎，不顾民生，和蜀汉后期有何两样？当年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不是好战，是怕‘苟且’成了习惯，人心就散了。”

他想起自己在西安见过的一块明代石碑，刻着“蜀汉旧事警示碑”，上面列着蜀汉灭亡的十条教训，第一条就是“宦官不得干政”。可崇祯年间，魏忠贤专权，比黄皓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落得“煤山自缢”的下场。

“民心是水，王朝是舟，”顾炎武望着窗外的残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蜀汉的舟，不是被巨浪打翻的，是被船上的人凿了洞，自己沉的。”

又过了百年，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专门写了一篇《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他对比了魏、蜀、吴三国的用人之道，感慨道：“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可谓知人；诸葛亮用姜维，可谓识人。然刘禅信黄皓而疑姜维，终至亡国。可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说来容易，做来难啊。”

他在书房里挂了一幅诸葛亮的《诫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八个字，时刻提醒自己为官要清廉。当年他在云贵为官时，曾效仿诸葛亮“南征”的做法，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当地百姓给他立了生祠，他却坚决拆了，说：“比起诸葛丞相，我差得远呢。”